【摘要】当前，国际秩序、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各国物质实力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文明意识不断增强，全球文化格局进入一个重塑期。全球文化格局的塑造受物质力量变化、人口因素、科技发展，以及国家主观意识等影响。当今世界在以上方面均呈现鲜明的演变态势，全球文化格局受此影响呈现新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可以在全球政治文化塑造、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传播、中国实践经验总结凝练、文明互鉴交流平台搭建、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合作，以及增加知识供给等方面继续努力，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注入积极与进步力量，推动世界走向更加和平、开放、包容、进步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中国文化 全球文化格局 中国理念 国际传播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G112/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9.007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副院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语言学、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主编）、《国际政治语言学：叙事、话语与国际话语权》（主编）、《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等。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南北差距、东西差距不断缩小。伴随物质实力的提升，南方国家的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科技变革使信息基础设施大幅改善，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模态与方式，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速度、更为广泛地流动传播，各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更加便利，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文化场域中的能见度亦大幅提升。尽管科技不断发展进步，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却在不断加大，一些国家不时出现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等问题。这些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发展道路、民族精神、治理模式、人类未来等具体问题，也推动人们对传统的主导观念、思想和价值进行深刻反思。在观念、思想和文化文明领域，世界不再简单由西方大国主导，全球文化和文明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也在经历调整和重塑，[1]全球文化格局进入一个关键的重构期。作为历史悠久和文化深厚的文明古国，以及蓬勃发展的现代大国，中国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展现积极性、主动性，成为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塑造力量。中国不断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政策新倡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彰显。未来，在全球文化格局不断演进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有更多新作为，推动全球文化新格局向更加文明、正确和先进的方向发展，为建设更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化力量。
全球文化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全球文化格局主要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区域的文化体系，如价值观、语言、艺术、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通过互动、竞争、融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与状态，不仅体现出各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不同影响，也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如文化传播、借鉴、冲突、共生等。文化格局也可反映各种不同特质的文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较为稳定的结构和力量对比，[2]以及不同文化互动模式背后的经济、政治、技术逻辑。纵观人类历史，全球文化格局不断发展演进，其形成和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物质力量变化、人口因素、科技发展以及国家主观意识等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物质实力是塑造全球文化格局的基础。物质实力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物质实力的积累是文化发展和传播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物质文明的根基和体现。一方面，物质实力为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提供基础条件和动力，如为文化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物质载体，促使文化形态从简单向复杂转变。资源差异会塑造不同的文化特质，正因如此，全球范围内有的区域发展出农耕文化，有的区域发展出游牧文化，有的区域文化形态复杂多样，而有的区域则相对单一。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会使其文化更具吸引力，也更易传播。因此，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的变化会影响世界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不同文化影响力的消长。
回顾人类历史，物质力量变化深刻影响着全球文化格局的变迁。从中国历史看，西汉和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发达的农业文明不仅赋予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追求和内涵，也推动当时的中国成为重要的世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交流较为活跃，中华文化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广泛传播，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量输出，造纸术、印刷术等文化科技也得以远播四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逐渐形成，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对周边国家产生广泛影响。中华文化不仅影响周边国家，也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有益借鉴。15～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城市商业繁荣，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他们利用所积累的财富和资源，支持文化艺术的发展。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城市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重要文化中心，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不断变革，人们的价值追求也不断变化，更加强调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文化风貌逐渐形成。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从根本上重塑英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推动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推动形成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文化景观，如强调效率、纪律、标准化等价值观，以及催生现代城市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等，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文化形态。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效能，创造了远超以往的生产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开始向欧洲倾斜。之后，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欧洲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经济严重衰退，美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当时美国工业产出占世界总量的近1／2，贸易出口占世界总量的1／3，黄金储备占世界总量的2／3，最终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其文化影响力也迅速上升。美国依托其高度发达的电影、电视节目、通俗音乐等文化产业，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并强力推进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全球化进程，美式文化符号、价值理念和消费习惯等也成为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进程也使非西方文明被边缘化。
人口因素是影响全球文化格局演变的基础要素。人口的规模、流动、结构及分布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对全球文化的生产、传播与互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人是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人口因而成为影响全球文化格局演变的基础要素。人口规模构成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基础底盘，例如，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其春节、排灯节等传统节庆依托庞大的族群基础，不仅成为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文化盛事，还通过海外移民等途径持续向世界传播。而在一些欧洲国家，白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这也使很多人担忧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当地主流文化产生冲击。人口流动也是打破文化边界、推动文化融合与创新的主要力量，例如，19～20世纪，欧洲移民将本土音乐、饮食带入美国，与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交融，孕育出摇滚乐、汉堡包等“美式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也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人口结构的差异则决定了文化的代际取向与多元特征，例如，非洲年轻人口占比较高，这一人口结构特征为非洲节拍乐与电子乐融合等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助力非洲音乐人跻身国际舞台。人口的地理分布则深刻影响区域文化圈的形成，如东亚人口密集，在历史上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而亚马逊雨林的印第安部落、北极因纽特人等因人口分散，其文化长期局限于小范围传承，直至现代才逐渐被全球认知，并成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对象。
移民作为人口跨国流动的主要力量及重要文化载体，对全球文化格局的重塑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移民通过文化移植不断拓展本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随着移民群体在迁入国形成稳定社群，其语言、宗教、节庆等文化要素会随着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自然输出。例如，印度移民将排灯节的点灯仪式带入英国，使其成为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年度庆典；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来自中国的移民也将中华文化带入社区。另一方面，移民的跨文化互动催生“融合文化”，重塑全球文化表达。此类融合不仅体现在生活层面，更深入价值观领域。例如，加拿大的印度裔移民推动集体主义家庭观与西方个人主义对话，促使当地教育体系引入家庭参与式教学；澳大利亚的华裔移民将中庸理念融入职场文化，促使企业管理风格从竞争至上转向协作共赢，充分显示移民文化对主流价值的影响。此外，移民还可通过改变文化权力结构，推动全球文化从中心垄断向多元共治转型，从区域独立向多元交织演变。历史上，西方借殖民扩张单向输出文化，形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文化霸权；而当代移民的流动也在不断冲击西方文化霸权，移民群体可通过选票、社区组织等方式，影响迁入国的文化政策。例如，因拉丁裔人口占比超39%，美国加州将西班牙语列为官方第二语言，公立学校必修“拉美文化史”，这种政策调整会直接改变区域文化的权重分配。以上例子表明，人口的跨国流动既为弱势文化突破地域限制提供了传播渠道，也促使强势文化在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接纳多元表达。这种动态变化不断推动全球文化格局从“单一主导”向“共生互鉴”转变，推动全球文化在碰撞、融合与共生中不断演进。
科技变革及受其影响的传播实践直接影响全球文化格局塑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科技发展始终是影响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变量，科技创新不仅加速文化产品的生成和传播，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互动效能，使人类文化文明的辐射范围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延伸，推动人类文明整体向前发展。例如，蒸汽轮船、通洋运河、铁路、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大幅提升人们的互动能力，直接拓展文化的传播范围，文化产品得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动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互动、交融。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国儒家经典突破口耳相传的局限，通过典籍流转，在东亚形成“汉字文化圈”。与此类似，阿拉伯人改进的造纸术与星盘技术，助力伊斯兰文化从巴格达辐射至伊比利亚半岛，构建起跨欧亚非的文化传播网络。此外，科技发展也是思想、价值、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在近代工业革命催生的交通与传播技术的助力下，西方国家得以推动其文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也使全球文化格局呈现“西方中心”特色，直接影响全球文化的分布与演化轨迹，在文化领域形成“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格局。
综上所述，科技发展可以使原本疏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碰撞交汇，甚至带来全球层面的根本性变革，19世纪人类在技术领域的突破成为全球迈向现代性的转折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此外，科技发展也是国际传播实践的直接影响因素。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到今天的互联网和各类社交平台，科技创新成果不仅能够塑造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直接影响传播的模态、速度和广度。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全球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6亿人无法上网，数字鸿沟的存在也将加大文化鸿沟。
国家的主观意识和政策行为。文化传播在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国家意识、战略规划和政策选择会对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和传播产生影响，也会直接影响其全球文化影响力。18～19世纪，英国通过《教育法案》在殖民地推广英语教育和西方价值观，如在印度关闭传统梵语学校，强制引入英式课程体系，从思想层面影响当地文化。此类文化殖民政策使得英语文化圈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许多殖民地独立后仍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直接影响了当地的文化认同和全球语言分布格局，英语成为全球性的主导语言。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主导当时的文化格局。美国通过设立“美国新闻署”、实施“富布赖特计划”等手段，向全球推广所谓“美式民主”和消费文化；好莱坞电影成为其文化输出的重要工具，影片塑造的美国英雄形象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民众的价值观。苏联则通过创办“莫斯科广播电台”、支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文化组织等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在东欧、亚洲部分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圈。美苏的文化政策也使全球文化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对立态势。日本和韩国在促进本国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亦开展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世纪日本的“酷文化”输出战略展现了国家政策推动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路径：日本政府设立“文化厅”专项基金，资助动漫、游戏产业出海，通过国际动漫展、海外发行补贴等方式，推动动漫游戏进入全球市场。同时，日本旅游局将“动漫圣地巡礼”纳入观光推广，吸引全球粉丝赴日体验，形成“内容－旅游－消费”的文化传播闭环。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则展示了另一种政策实施路径：韩国政府不仅为K-POP娱乐公司提供税收减免、海外演出补贴等优惠政策，还通过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文化中心，推动K-POP舞蹈教学、韩剧台词班与韩语教育整体性对外输出，使“韩流”成为该国的一个特殊名片。综上所述，国家可以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制定并实施积极的文化策略，不断重塑本国的全球文化形象，提升自身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前全球文化格局演进呈现新态势
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相对优势不断缩小，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也随着物质力量的变化及科技进步而不断调整和重塑。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文化、文明领域也出现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在携手塑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等方面存在诸多共识。同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不时出现，经贸、科技等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现象频发，世界面临的分裂风险上升。人类似乎并未随着科技进步迈向崭新的未来，反而在重复过去的老路。思潮领域的碰撞持续不断，一些国家内部不时出现种族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严重、国家身份撕裂等问题，其中不少问题的根源或表现，都与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密切相关；国际社会的一些基本共识也不断被打破，全球化面临挑战，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割裂、文化纷争不时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全球文化格局在重塑过程中应该何去何从，成为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时代课题；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来规范各国行为、指引世界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亟须反思的重要命题。
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加多样化。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转变，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既有秩序与未来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打破了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其文化意识不断觉醒，文化影响力亦稳步提升，有力助推非西方世界文化振兴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3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预测，印度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26年超过日本，202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相比之下，传统西方强国增长步伐放缓，部分欧洲国家长期面临债务危机、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等难题，甚至陷入长期停滞。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过去10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沿岸。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步增强，通过诸如二十国集团、金砖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非仅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亦有极为突出的体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2024年初撰文指出，2023年全球政治一个最有意义的趋势是全球南方正在各个领域变得更引人注目，更有影响力，如经济、外交甚至是体育、艺术，全球南方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似乎势不可挡。[4]
全球南方国家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不断提升。伴随着物质力量的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化方面更加自信，不再将“西方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各国更加珍视和重视自己的理念、价值、文化及文明。纵观人类历史，尽管全球南方从未缺席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在西方叙事中却常常被边缘化。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清醒认识到需增强其在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些主要国家加大在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投入与研究力度，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史观，重塑自身文明起源故事，强化文明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把文化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的重要位置。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5]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阐明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代表，印度莫迪政府于2020年启动了新版《国家教育政策》，其中将构建印度知识体系确立为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包括部落知识、印度经典学习、梵语、印度数学史、阿育吠陀医学、古代工程技术、古代土壤分类系统等内容。2023年，印度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制定《将印度知识纳入高等教育课程的指导方针》，要求“国学”课程占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总学分的比例不低于5%。非洲大陆历史悠久、国家众多、文化独特，但在殖民地时期，非洲文化如同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一样，长期受到西方宗主国的压制，对其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近年来，非洲在追求政治自主、谋求发展自立、积极联合自强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自信，努力重塑非洲的历史和文化认知。2015年1月，非盟通过《2063年议程》，号召非洲人“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明确将非洲文化复兴作为重要目标。非洲还提出“非洲人的非洲思想”，推动形成非洲大陆共同价值体系。在此背景下，非洲文化创意产业迎来发展热潮，在音乐、电影、时尚等领域保留本土核心元素，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努力为推动全球文化格局向更加多样多元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地方性文化的反思成为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在此过程中也更加重视从文明、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全球关系，主动寻求自身在多元价值体系中的文化定位。
移民及人口结构变化使全球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国际局势变动及全球化历史大势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的跨国流动更加频繁和复杂，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播、碰撞与融合。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24世界移民报告》，全球国际移民数量已达2.81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3.6%。相较1990年的国际移民数量1.53亿，现已增加约1.28亿人。[6]欧洲成为移民的主要聚集地，目前有大约8700万移民在欧洲各国生活，过去10年间欧洲新移民增长近16%。2015年难民危机后，移民成为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4年移民贡献了欧洲人口增长的97.5%，其中穆斯林移民族群成为第一大外来族群。据估计，2050年前后，法国可能将首次出现穆斯林人口超过基督徒人口的情况。族群结构变化也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本地文化与移民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将直接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态势，这也使得欧洲人愈发担忧穆斯林人口占比的增加会改变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冲击欧洲的世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影响欧洲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出现“欧洲伊斯兰化”的情况。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欧洲穆斯林与欧洲本土居民具有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对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种种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的相对重要性亦有迥异的看法”。[7]多样化的穆斯林社区为欧洲城市带来了独特的传统、美食和艺术形式，但也引发了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文化差异、移民与本土居民的经济差距、福利体系压力等因素融合，加大了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难度，未来的发展演变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作为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国家，长期被视为“文化熔炉”，形成了多元特色突出的移民文化。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非拉美裔白人人口占比已跌破60%，而少数族裔人口显著增长，如西班牙裔增长23%，亚裔增长超过35%，非洲裔增长超过5.6%，人口结构的变化冲击了美国白人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倡导种族平等、要求尊重不同群体文化和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8]但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不断调整移民、难民政策，不时将移民问题工具化。加之白人至上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移民不时被视为威胁，美国社会文化分裂和对立加剧，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包容度下降，这些成为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9]
数智技术发展催生全球文化发展新态势。科技创新会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重构文化传播的成本、成效与影响。当前，人类进入数智时代，以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变革不断推进，也为全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一方面，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壁垒，为各种文化传播、展示和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平台。例如，以TikTok、起点国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全球传播场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通过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及更加丰富的渠道走向全球。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众文化、边缘文化也有了更多被关注的机会，全球文化格局不再仅由少数几种主流文化所主导，而是呈现更加多元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驱动的国际传播，在打破时空限制、将世界各地的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也更易催生文化杂糅现象，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甚至塑造全新的数智文明。不同文化在虚拟空间中交流碰撞，既可以通过对话和互释建立跨文化共识，进一步增进不同文化群体的共情，也可能加剧文化隔阂和群体极化，使弱势群体和边缘文化在数智鸿沟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影响不同国家和群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文化主权的维护，同时也需积极应对各类虚假信息导致的难题。
中国需在国际传播中强化新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实践中，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对全球文化格局演进的新形势。未来，中国需从多方面着力、以创新实践强化新作为，为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塑造贡献文明和进步力量。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理念，塑造先进、文明和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政治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的共有知识，突出体现在共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在国际关系中则体现为各国不同的国际行为标准、规范和习惯。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政治文化、安全文化、外交文化、合作文化、生态文化等，会时刻影响各国的国际行为准则。当前，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这些困境的化解也呼唤人们从文化、文明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安全领域，新冠疫情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合作型安全文化正在向冲突型文化转变，暴力冲突不断，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国际安全合作日益艰难。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危机爆发后，上述态势更为明显，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安全治理方面愈加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一些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安全问题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加沙危机造成饥荒严重、医疗系统崩溃、大量平民流离失所、教育体系瘫痪、饮水困难等人道主义危机。在发展领域，联合国《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数据显示，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个具体指标中，近35%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整体落实进展远低于预期。如何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也是新的时代难题。这些问题和困境更加凸显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正确、先进和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文明、文化理念为人类提供价值引导和精神指引，需要塑造正确的政治文化来规范各国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10]在全球问题日益严峻且高度联动、治理赤字日趋固化甚至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有必要就全球治理理念在各国间求得普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则，[11]为此，中国多次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和合文化和优秀政治理念可以为塑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中国可在以下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一方面，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增添新理念和正能量。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天下观、义利观、交往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长期以来，受西方大国在全球文化场域主导话语和叙事的影响，这些理念未能被世界充分认识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不断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政策新倡议，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这些新理念新倡议的背后，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在对外传播时，若国际受众未能洞悉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仅停留在字面含义的翻译层面，不仅难以触及理念的真正要义，更易产生“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现象。[12]例如，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一方面，需要理解中国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天下观，也要理解整体中的个体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整个世界应该是一个平衡、包容、和谐的整体；另一方面，需要理解协和万邦、包容并序的秩序观。又如，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认知与行事方式，如强调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为中国推动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中国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认为发展问题解决了，诸多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过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多聚焦器物层面，这虽使中国美食、功夫、舞蹈等显性文化走向世界、为全球熟知，但这样的传播成效仍显不足。未来，中国需要重视理念、价值、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传播，让世界更好地认知和理解中国主张、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理念成为世界话语和世界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补充、完善、超越现有的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格局。
另一方面，需更好总结、凝练中国实践，推动其向理念层面升华，转化为更易被世界认同的共识与理念，进而丰富相关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各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需推动相关实践经验概念化、体系化、理论化，使其转化为理念话语、理论话语和知识话语，将实践积累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产生持久影响。有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好的规范影响。[13]未来，仍可推动提炼升华不同领域的中国实践。在发展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平衡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都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欠缺的。充分总结、凝练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仅能完善既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更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具价值的借鉴与启示。在价值领域，西方文化所强调的民主、自由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这类所谓“民主、自由”愈发暴露出诸多弊端。中国明确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实践中切实践行，更能充分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在国际合作层面，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动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超出预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蕴含开放、包容、共赢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又创新了传统国际关系合作理论，其凸显的平等合作、渐进性合作、发展合作实践成效，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体系，彰显出中国实践的理论影响力。[14]
强化制度建设，增加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合作平台。近年来，国际议程不断被改写，冲突、对抗不时主导国际议程，各国竞争加剧，人文交流不畅、认知混乱、互信缺失现象凸显。个别国家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国际合作的社会基础不断被弱化。在此背景下，加强文明文化交流，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成为重建信任、推动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化双、多边合作的重要路径，这是各国在二战后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联合国及其各类多边机构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而言，国家间的文化、文明交流与政治、安全、经济等议题相比紧迫性较弱，因此更需大力推动相关制度建设。为更好地促进人文交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始终致力于积极提供公共产品、搭建合作平台，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2019年5月，中国召开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亚洲各国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中国方案，不断注入文明力量，丰富和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同时，中国在多项多边机制中，增加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相关条款与内容，从不同维度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例如，在中国—中亚峰会机制下，中国邀请中亚五国参与实施“文化丝路”计划；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推进实施“十大伙伴行动”，其中第一项是“文明互鉴伙伴行动”；在金砖机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人文金砖”的目标。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搭建的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等机制更是为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提供了制度支撑。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充分体现各国希望通过文明对话来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团结合作的共识。上述制度建设，既彰显中国在推动各国深化交流、互学互鉴中的制度成效，也为未来工作明确可行路径。未来，一方面，需逐一建好各类平台机制并推动其发挥实效，避免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国际政治议程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各国要依托这些机制在交流互鉴中产出更多可视性成果，切实推动塑造全球文化新格局。
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媒体交流合作，夯实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舆论根基。媒体在思想交流、观念塑造、强化认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智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模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叙事和话语优势变得更加重要。信息的垄断、操控和歪曲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会左右国际议程，误导世界舆论，影响各国政策和行为。当前，各国博弈已经超越经济、军事领域，延伸和演变为叙事之争、话语之争、舆论之争。近年来，冲突、对抗、竞争不时主导世界舆论，丛林法则、强权政治不绝于耳，发展、文明等重要议题经常在国际舆论场被边缘化，国际局势的动荡更需媒体积极发挥作用。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一直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优势，享有话语霸权，经常主导国际话语和世界舆论的走向。诸如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长期掌控全球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全球南方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共识，但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声量较低，影响力有限。鉴于此，应着力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在这一方面已有一些有益实践，例如，2025年7月15日至17日，金砖国家媒体智库高层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该论坛的目标之一是让全球南方的声音更响亮、更受关注，“全球南方媒体与智库合作传播伙伴计划”和“走进金砖・聆听南方”项目在论坛上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举办9届，有力推动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同世界不同文明具有平等地位，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存在高下之分，同时认为文明的发展繁荣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而推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彼此倾听，世界各国应共同推动减少冲突，为文明交流创造良好条件。[15]加大对上述共识的国际传播，使其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基调，可为全球文化格局的塑造构建有利环境。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应从多维角度加强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向世界展示全球南方的主张、团结和力量，积极设置媒体议程，在南方国家关注的议题以及与南方国家国际利益直接关联的议题方面塑造更多共识，更好地影响国际舆论走向。
顺应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大势，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已经转变为全球传播，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传播主体更加多元，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传播内容可多模态呈现，传播广度、速度、效果与过去大不相同。我国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为做好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要从内容、载体和作品等不同方面综合发力，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推动。具体而言，需明确传播理念，选好传播内容，创新传播载体，拓展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果，构建国际传播的有效闭环，使中华文化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在世界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近年来，无论是《哪吒2》在全球的热映，《黑神话·悟空》在全球游戏圈引发的巨大反响，亚洲象北迁事件牵动中外媒体联动传播，还是拉布布在全球的爆火，都可以为做好中国文化和中国要素的当代国际传播提供启示，需积极总结上述经验，进一步推动实践创新。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学术话语权，进一步加大面向世界的知识供给力度。长期以来，全球知识体系呈现“中心—边缘”的失衡，很多源于西方思想和西方经验的理论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广泛传播，但这些理论在南方国家往往并不适用。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等大多基于西方经验，难以适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学界，欧美学术界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常用以解释全球的国际关系实践，如基于“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美关系，[16]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国际社会，上述研究中误解和误读时有发生。近年来，很多学者呼吁要发展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17]即将更多国家的视角和思想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真正可以解释全球的国际关系，很多南方国家的理念与实践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此外，知识供给经常与具体问题的应对密切相关。一方面，南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减贫、产业升级等本土问题，另一方面，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南方国家的关切和诉求经常被忽视。未来，南方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更好地凝练全球南方实践，实现理论升华和创新，扩大南方国家知识供给，充分展现全球南方理念、叙事和话语。具体而言，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搭建更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南方经验、理念和知识的传播创造更多有利条件，进而有效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话语权，更好地对全球知识体系进行补充和重构，推动其更加丰富、多元，为全球文化格局塑造提供智慧支撑。
结语
文化、文明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是人类发展、进步、繁荣的标志和体现。在百年变局之下，文化、文明更要发挥价值支撑和精神引领的积极作用。在全球文化格局调整、重塑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文明古国和现代化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推动世界朝更加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方向发展。为实现该目标，中国需要传播正确发展理念，总结凝练实践经验，强化制度建设，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深化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体合作，扩大南方国家声音，强化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提升学术话语权，加强面向世界的知识供给，使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更具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为塑造全球文化新格局，推动构建更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世界贡献中国理念、智慧和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A126）
注释
[1]《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页。
[2]魏恩政：《在把握全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和总体格局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论坛》，2001年第9期。
[3]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李佳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1～87页。
[4]R.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12 January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
[6]"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4 Reveals Latest Global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Human Mobility,“ IOM, 7 May 2024, https://www.iom.int/news/world-migration-report-2024-reveals-latest-global-trends-and-challenges-human-mobility.
[7]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8]王玙璠：《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场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世界知识》，2025年第11期。
[9]潘亚玲：《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根源与表现》，2024年12月3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2/t20241203_5809588.shtml。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11]张宇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家治理》，2025年第2期。
[12]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
[13]J. Garlick and F. Qin, “China's 'Do-as-I-do' Paradigm: Practice-Based Normative Diplomacy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Pacific Review, 2024, 37(5).
[14]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15]《〈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全球南方国家政界、文化界人士，他们眼中的“文明观”什么样？》，2025年7月14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NU4pXGIkMO。
[16]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付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17]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A. Acharya and B.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2007, 7(3).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and China's New
Initiatives and Effort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n Jishe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strength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is constantly changing. People's idea and thoughts are also being updated. Many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ir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has entered a reshaping period.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is often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material forces, demographic factor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s subjective will. The world today has witnessed evident changes in the all-above-mentioned aspects, which have led to new features in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Against this backdrop, as a major country of the world, China can continue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inject positiv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to shape the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shape the benign global political culture, disseminate the fine Chinese concepts and ideas, better summarize, conceptualize, and communicate China's experience, build more platforms for mutual learning and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deepen media cooperation with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nd increas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 different fields. By doing so, China can play more positive rol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of greater peac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progress.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cultural pattern, Chinese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