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年轻企业家在发展理念、成长路径和公共参与上，呈现出与上一代企业家显著不同的面貌，他们既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又呈现出政策工具性依赖、心理准备不足和制度理解力欠缺等问题。当前，年轻企业家面临国际制裁与技术封锁压力、国内竞争强度持续升级、企业历史遗留问题集中显现等挑战。对年轻企业家而言，深入理解并高度认同中国制度的底层逻辑，是关乎企业穿越经济周期、在市场搏击中赢得一席之地的必然选择。为此，应从思想引导、组织嵌入、政策优化、治理创新和制度反馈等方面着手，加强对年轻企业家的系统支持和精准引导，使其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勇于担当作为、经营理念先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开拓者”。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年轻企业家 民营经济 制度理解力 代际传承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十分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图景中的“结构性变量”和“关键性增量”。一方面，年轻企业家是创新驱动的“加速器”。他们成长于技术革命浪潮之中，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科学、互联网金融等产业的“先行先试者”，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要素投入”转向“知识溢出”，具有放大效应。另一方面，年轻企业家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他们积极参与产业升级、消费迭代、绿色转型、乡村全面振兴和数字治理，在资源配置、就业吸纳、技术扩散、区域平衡乃至公共服务创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培育技能型人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年轻企业家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受益者，又是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扩大统一战线的有生力量。他们所代表的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对年轻企业家的定位，既要充分肯定其“民营经济生力军”和“新质生产力践行者”的独特价值，又要在政治上，引导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国家治理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拥护者。
为深入了解当前年轻企业家的发展状况和思想动态，笔者领衔的课题组于2025年初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围绕数字产业、绿色发展、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等多个前沿领域，深入访谈数十位“90后”“00后”年轻企业家。调研对象既包括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和传统产业的接班人，又涵盖初创型企业的创始人和新兴领域的跨界创业者。课题组通过座谈访谈、跟访企业运营流程等方法，系统梳理当前年轻企业家的成长特征、突出困境和制度认知状况，为研究其发展路径和政策需求提供实证基础。
父辈继承与代际差异：年轻企业家的时代画像
中国的年轻一代企业家，正以全新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政策引导或继承家族事业，而是更加主动地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如何重塑企业家精神”。这种认知上的变化，不仅是个人经验的更新，而且是社会结构和发展环境的投射，这些转变影响着政商关系的伦理基础、家族企业的传承逻辑，以及政策环境的调整优化。
从“零和”到“并行”：年轻企业家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生根。调研发现，与老一代企业家相比，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对亲清政商关系的理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老一代企业家多在市场草创、法治不完备的环境中打拼，政商关系长期依赖非正式渠道维系。在他们的经验认知中，“亲”往往意味着人情应酬、私人交往乃至资源交换，酒桌饭局被视为“打通关系”的必要形式。而一旦强调“清”，就可能被误解为关系疏远、合作受阻，进而形成“亲”“清”不可兼得的零和逻辑。
与之不同，成长于法治化营商环境日益完善的新一代年轻企业家，普遍接受契约精神与“阳光治理”理念，更倾向于将“亲”与“清”视为可以制度化并存。他们普遍认为，所谓“亲”，应是在合法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机制对接、诉求表达和政策协同；而“清”，则是责任清晰、边界明确、流程透明。在这种认识下，良好的政商关系应当如双轨并行。一是通过公开制度平台实现信息互通和诉求传递，提高政策响应效率；二是以法治作为底线，保障权力规范运行、企业合规发展。这不仅改变政商互动的行为方式，而且标志着政商伦理的观念更新。对年轻企业家而言，“亲”“清”并存不是理想状态，而是现实应然，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应有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年轻企业家并不满足于个人操守上的“清白”，而是主动参与“亲清”机制的构建，期望政商互动在实践上去模糊化、在文化上去庸俗化。
可以说，年轻企业家是亲清政商关系的受益者，更是最有可能将这一理念沉淀为制度文化的实践者。这一“代际窗口期”亟需被准确识别，并在具体落实中不断完善。
从“接班”到“再造”：二代企业家重新定义家族传承内涵。调研中课题组观察到，不少二代企业家并不愿意按照父辈设定的路径“原样接班”，而是主动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模式甚至行业定位进行“再造”。这种代际差异并非个体任性选择，而是产业转型、文化嬗变与价值更迭的结果，集中体现出年轻企业家的三个认知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年轻企业家更重视创新驱动、可持续性和文化影响力，企业不再只是产出利润的机器，更是价值表达的平台。二是家族企业中的“血缘使命”逐渐让位于“志业伦理”，年轻人更关注“我是谁”“我要带来怎样的改变”，试图在事业中实现个人意义与社会贡献的统一。三是年轻企业家对父辈治理方式中存在的粗放、不透明、缺乏技术导向等问题持批判态度，希望以更绿色、智能、规范的方式重塑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在年轻企业家看来，“传承”不应被简化为产权延续或岗位交接，而应理解为一种跨代的精神焕发与模式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企业家的“再造”，不仅是对既有社会资本的再定义、对家族资源的再组织，而且是对国家战略导向的再对标。这一群体不只是“接班人”，更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重写者”。政策设计应跳出“把接力棒交到手里就算传承”的片面认识，着力构建支持“代际重塑”的制度体系，在金融工具、法律环境、产业政策和治理机制上，为年轻企业家的二次创业提供更多可能。
从“共谋”到“变革”：年轻企业家三重期待推动政策变革。调研发现，年轻企业家对政策环境普遍抱有三重期待，即公平、阳光、尊重。所谓“公平”，是指政策制定与执行必须摒除身份、关系、企业规模上的隐性偏好，为不同出身、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空间；“阳光”意味着政策流程要具有公开性、连续性和可解释性，避免“朝令夕改”造成政策风险；“尊重”则是一种情感诉求，期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被平等对待、理性对话，摆脱“告知—执行”式的单向治理逻辑。这三重期待，折射出年轻企业家这一新兴力量日益增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不仅关注政策内容“给了什么”，而且在意政策过程“是如何决定的”“是否公平合理”。如果这些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年轻企业家容易在认知上形成制度误读，在心理上积蓄“体制冷感”，甚至退化为对公共政策的潜在抗拒。
进一步调查发现，年轻企业家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其角色正从“被管理对象”逐步演变为“制度建设参与者”。老一代企业家多在改革摸索阶段成长，以改革试验田中的“共谋者”身份推进市场化进程。新一代企业家则面向制度规范化、治理现代化与价值重塑三大任务，主动提出制度痛点、参与政策反馈，成为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这种身份跃迁，是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所催生的，也是青年一代文化自觉的显现。
可见，打造青年友好型社会，不仅意味着减负、减税、减流程，而且意味着政治体系对青年能动性、创新性与批判性的积极吸纳。政策制定要从“照顾青年”转向“协商青年”，从“给青年机会”转向“让青年发声”，构建起一套青年参与、青年建言、青年共治的良性机制。
全球视野与中国理念：年轻企业家的认知局限
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制度自信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年轻一代企业家对国家制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一方面，他们普遍受益于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愿意在政策引导下积极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在认知深度、理解能力和情感归属上，仍存在一些有待提升之处。尤其是在国家治理进入深水区的阶段，部分年轻企业家对制度的态度出现功能化理解、理想化投射和选择性信任等倾向，成为影响其健康成长的风险点。
政策工具性依赖阻碍制度认同的深化内化。调研发现，当前部分年轻企业家对党的领导存在“工具化理解”倾向。他们将党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产业引导等视为“资源池”，将党的领导简化为审批加速、绿色通道和资源倾斜，忽视其背后所承载的国家战略意图、政治逻辑和制度精神。在这种简化认知模式中，制度被还原为获取资源的“功能装置”，而非组织国家能力、维系社会秩序和映射理想信念的根本安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制度理解容易受到外部变量扰动。一旦政策支持减弱、监管趋严或市场竞争加剧，尤其是当年轻企业家所希望的利益未能达到预期时，这种“有条件的信任”可能转化为“制度怀疑”。调研中课题组发现，有少数年轻企业家在补贴申报失败后将责任归咎于“行政阻力”甚至“制度不公”，表现出较为脆弱的制度信任。
如果政治忠诚仅建立在对红利的量化计算之上，而非对制度逻辑和执政理念的价值认同，那么这种忠诚必然是附带条件的。一旦政策方向调整，便可能导致年轻企业家发生价值错位、情感疏离乃至态度转向。破解这一困境，必须推动年轻企业家从“政策受益者”向“制度共建者”转变，引导其理解国家政策背后的治理逻辑与历史方位，尤其是要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政企协商平台、制度反馈机制等形式，让其在互动中加深理解，在协作中增强信任，从而实现从“政策信任”走向“制度认同”。
优越成长环境降低对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与白手起家的老一代企业家不同，年轻企业家大多成长于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中，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稳定与便利。这种“成长环境的确定性”，在客观上削弱了其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的敏感度与承受力。调研发现，年轻企业家的负面心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心理结构上，部分年轻企业家将高速发展视为常态，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阵痛效应”缺乏切身体验，在面对“黑天鹅”“灰犀牛”等突发事件或周期性调整时，容易陷入焦虑和困惑；二是在认知结构上，部分年轻企业家倾向于以个体努力解释企业命运，高估自身决策和执行能力对结果的决定性，低估国际环境、政策周期和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影响，这种“微观自信VS宏观漠视”的错位，导致其在战略研判中可能忽略结构性风险；三是在情绪态度上，部分年轻企业家深受网络平台即时表达的影响，容易在面对短期市场波动或监管调整时，放大主观感受，情绪化表达不满，进而引发对制度稳定性和发展前景的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方面并非个人素质的缺失，而是“国家受益型成长”所带来的经验盲区。正因为未经历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和企业初创的举步维艰，他们下意识地将现在的发展成就视为“理所当然”，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思想准备与情感韧性。因此，治理体系不仅要赋能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其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长期探索和艰难推进的复杂历程，要拿出处变不惊的耐心和勇毅前行的魄力，以自身努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长期海外经历形成的比较思维惯性。调研发现，一些年轻企业家从小留学海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社会既有直接观察又有深度参与，这一成长经历塑造他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一方面，他们在学习和跨国交流中亲历西方社会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种族冲突、阶层固化、民主失灵和福利危机等，对西方制度有清醒认知，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风险应对等领域，更认可中国的治理成效；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润于西方话语体系，其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推崇西方法治架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和创新机制等“制度长板”，却对中国制度优势缺乏系统认知和理论自觉。这种认知结构容易固化为一种“比较思维惯性”——部分年轻企业家既倾向于将中国的某些发展成就与西方对比，试图证明“中国也能”；又不自觉地将西方的某些优势与中国现状相对照，强化“中国尚未”的印象。表面上看，这是开放视野下的比较，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判断偏差：将西方默认为标准，从而使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他者化”的语境中被衡量。这种比较思维，导致一些年轻企业家虽然看见了西方的种种问题，却依然在价值认同上止步不前；虽然身处中国的现实红利之中，但难以将经验转化为信念。
这种错误的比较思维一旦形成，容易使个体陷入认知陷阱。长此以往，不仅会削弱年轻企业家在国内环境中的判断力和适应力，而且可能在外部变局和内部压力交织之际，陷入方向感缺失与战略判断失衡的被动局面。因此，打破这种思维惯性，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制度理解思维，对于破除年轻企业家的认知局限至关重要。
多重挑战与结构压力：年轻企业家的发展困境
在全球格局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年轻企业家的奋斗舞台虽然更广阔，但面临的挑战也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他们不仅要回应来自家族传承的期待，而且要直面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企业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
国际环境震荡加剧，一些年轻企业家正承受外部制裁和技术壁垒双面夹击。近年来，西方个别国家持续对中国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施加制裁，芯片、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全球博弈的前沿阵地。投身于上述领域的年轻企业家，首当其冲地感受到打压的升级。在供应链压缩、市场规则重构、数据出境限制等新形势下，他们必须具备比以往更高的行业敏感性。这不仅是对技术攻坚的挑战，而且是对价值立场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构建安全可控、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合作机制，成为衡量年轻企业家商业能力的重要维度。
对年轻企业家而言，这种外部不确定性并非抽象的地缘政治议题，而是切实影响企业生死的关键变量。调研中一些年轻企业家反映，当前在三个方面面临较大压力。一是供应链压缩和科技“孤岛化”风险加剧。设限导致高端设备、核心芯片、算法框架的外部供给周期拉长、价格飙升甚至断供，而相应替代方案尚需时间和资本投入，这迫使企业在商业模型尚未成熟前就投入自研攻关，财务成本和技术压力增长较快。二是数字主权和数据出境受限。随着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和多国数据本地化政策实施，跨境数据流动壁垒抬高②，对跨境电商、数字医疗、云服务等领域的初创企业而言，传统“全球同服”遭遇监管碎片化，需要搭建多中心数据架构，运营复杂度与合规成本明显增加。三是价值链攀升模式受阻。在传统比较优势出口时代，企业可依托低成本制造快速拓展市场，如今若无原创技术突破，则可能在全球“安全例外”原则下被排除在高端价值链之外，陷入“中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
国内竞争强度持续升级，一些年轻企业家的试错成本和时间压力显著提升。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政策趋于收紧，资本市场更加理性，消费者更加成熟。对年轻企业家而言，这意味着“增量红利”窗口收窄，取而代之的是“存量竞争”加剧。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机会型模式不同，年轻企业家大多在高度专业化、平台化和审慎监管的背景中起步，难以像父辈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必须在合规中完成高强度竞争。调研发现，在很多行业中，头部企业已形成规模优势和渠道垄断，年轻企业家创设的中小企业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产品打磨、市场验证和商业变现，往往会被边缘化。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和投资者对年轻企业家的容忍度也在下降，失败不仅意味着资金亏损，而且可能带来信用记录受损、退出相关产业、舆论质疑升级等连锁反应。特别是在信息实时传播的时代，一次创业失败或产品瑕疵，就可能引发舆情危机、用户大量流失等，对企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因此，相较于父辈的“边试边走”，年轻企业家更像是站在聚光灯下走钢索——一旦决策偏差或竞争失败，便很难获得“二次机会”。加之全球融资环境趋冷、消费需求疲软、供需错配加剧等现实问题，使部分年轻企业家对未来预期趋于保守，转向短期套利和低风险领域，从而影响创新生态的多样性。此时，年轻企业家若无战略视野，容易形成“避战求稳”的心态，放弃复杂而漫长的技术投入，转向“短平快”的流量套利。表面上看是商业抉择，实质上可能在关键赛道丧失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窗口。这种环境变化的压力，深刻影响年轻企业家的风险偏好和创新路径。
企业内部历史遗留问题日益显现，一些年轻企业家面临机制重塑和代际观念的冲击。老一代企业家多以个人经验、关系网络和灵活手段应对市场变化，企业治理结构具有强烈的“家长制”色彩。这种非制度化、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在创业初期具有高效灵活的优势，但随着企业体量扩大、商业环境变化以及接班人走向前台，其弊端日益暴露。年轻企业家接手的往往不只是一家企业，更是一整套“经验管理模式”。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存在股权结构不清晰、法人治理缺位、财务报表不透明、企业文化趋于保守等问题。年轻企业家在试图推动公司治理转型时，常遭遇制度与情感的双重约束。一方面，他们需要修正“父辈留下的问题”，这既涉及企业管理制度的调整，又触动企业内部的权力平衡和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他们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如独立董事机制、职业经理人制度、员工股权激励等）过程中，可能遭遇“旧文化”对“新制度”的心理排斥。
更为复杂的是，年轻企业家还需在代际传承中面对价值差异的冲击。年轻企业家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国际视野，在经营理念、用人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倾向于与国际接轨，但这些“新价值”有时会被父辈视为“脱离现实”。由此导致治理变革中出现“改革难启动、推进难协调、结果难固化”等问题，最终陷入“想改不敢改、能改改不了”的困局。在这种情境下，年轻企业家的角色愈发复杂化：既是治理改革者，又是亲情维系者；既要传承企业精神，又要推动企业转型。这种“对冲”角色不仅考验其专业能力，更挑战其心理承受能力和工作水平，是其成长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接班“成人礼”。
道路认同与认知提升：制度理解力应成为年轻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
年轻企业家的成长轨迹，深深嵌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关键少数”。只有清晰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规律，理解党和政府如何配置资源、设置激励、引导方向，年轻企业家才能在高风险的经济周期中稳健前行、在激烈变动的全球市场中把握主动。新时代年轻企业家必须深刻理解和拥护中国制度，这不仅是政治认同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现实发展的战略要求，是企业办得好、走得远、做得强的内在需要。可以说，制度理解力已成为新时代年轻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国家导向引领市场走向：企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耦合。“双碳”目标、区域协调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全面部署，正在深刻重塑国家发展方向，系统性影响市场要素的流动方向与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新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补贴、科技成果产业化等关键领域，国家通过制度性通道和政策性工具主导资源配置，其引导效应日益凸显。财政支持、税收减免、金融工具、试点示范等制度资源，不仅在“选赛道”上指明方向，而且在“造生态”中提供保障。企业若能与国家战略实现有效对接，便可在政策激励与制度支持下获得长期稳定的成长空间。对年轻企业家而言，这意味着仅凭技术创新、资本运作和市场嗅觉，很难在原有赛道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真正决定其能否赢得未来的是，是否具备对国家战略意图的精准理解、对制度逻辑的深刻掌握，以及对政策节奏的灵活响应。只有建立起高度的制度敏感性和政策对接能力，才能准确识别市场增长点，找到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最佳契合点。反之，如果对中国式现代化缺乏深入理解，存有误读甚至抗拒，则可能错失政策窗口或产业转型的关键节点，在激烈竞争中陷入边缘化、碎片化、短期化的被动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制度、尊重制度、善用制度，既是年轻企业家在复杂环境中立足的基本功，又是其成为未来行业领军者的能力标志。
系统韧性构筑发展底盘：凭借中国制度优势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一方面，党和政府能够迅速统筹各类要素，打通金融、产业、物流、信息等全链条资源；另一方面，中央、地方、行业多维度联动，使决策传导可监控、执行链条可追溯、成效评估可量化，为宏观调控和精准施策提供高效的制度通道。对年轻企业家而言，这种制度效能并非抽象的政治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第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的公共资源配置能力，为企业抵御外部冲击、分散全球市场风险提供本土需求支撑。第二，完善的金融审慎框架和逆周期调节工具，可在金融危机蔓延时为企业融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提供稳定“兜底”。第三，5G、大数据中心、高铁、特高压、算力枢纽、充电桩等“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协同推进，为数据流、物流、资金流、能源流提供全球领先的硬件底座。年轻企业家能够以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连接效率，快速孵化出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只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护城河”和增长极，年轻企业家才能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保持战略主动，实现从“被动适应”到“逆势突围”，从而赢得更长远、更稳固、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制度认同决定成长上限：从市场精英走向战略型企业家。回顾世界企业发展史，真正能够基业长青的企业，并非单纯依靠先进技术或营销奇招取胜，而是凭借与国家愿景的深度契合以及对公共价值的持续塑造，在市场逻辑之上再叠加一层制度逻辑，从而成为经久不衰的传奇。无数事实证明，当企业发展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在价值层面同频共振，企业才能在更大范围获得社会认可，实现从“项目融资”到“信用融资”、从“政策受惠”到“政策共创”的跨越。同时，在融媒体时代，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为公共议题。若企业家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清晰的制度立场，极易被舆论解读为“逐利本位”或“价值空心”，从而失去社会情感资本。反之，当企业能够在环保、公益、乡村全面振兴等议题上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时，便可在社会情绪层面建立“可托付、可依赖”的公共形象，将声誉优势转化为品牌势能和市场溢价。此外，如今仅靠原有核心技术或市场渠道往往不足以支撑企业向纵深发展，必须借助制度平台进行“跨域协同”。企业若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就能在资源整合、跨界合作与产业生态构建中占据先发优势；否则，即便拥有领先技术，也可能因缺少制度接口而被排斥在主流产业之外。因此，年轻企业家不仅要专注于技术与利润，而且要在企业使命、品牌叙事、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融入国家愿景，用企业实践演绎制度优势，用价值创造印证制度自信。唯其如此，年轻企业家才能完成从“商业精英”到“战略型企业家”的身份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书写具有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新一代传奇。
政策响应与环境营造：构建年轻企业家成长成才的良好生态
面对年轻企业家在成长成才方面的难点堵点，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建立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年轻企业家培养机制，实现价值引导、组织嵌入、政策支持和制度反馈的系统统筹。这不仅关乎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而且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成效。
加强思想引领，夯实政治认同基础。思想引领是年轻企业家健康成长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将理想信念教育与年轻企业家的成长路径相结合，强化其对党的领导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认同。一是将主流意识形态贯穿年轻企业家成长全过程。可以依托统战部、中社部、共青团等组织体系，联合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团校等教育平台，构建覆盖更广、内容更实、形式更新的“大思政”教育机制。围绕国家发展道路、党史国情、经济安全、制度优势等核心议题，设计政治理论课程和国情研修项目，增强年轻企业家的理论素养与制度共鸣。二是强化价值引领与道德培育。引导年轻企业家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选树先进典型、开展警示教育等方式，引导其自觉成为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馈社会的时代引领者，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三是推动代际融合与精神传承。可考虑出台“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计划”，通过老一代企业家“传帮带”机制③、优秀年轻企业家导师团、家风家训讲坛等形式，推动红色传统、创业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代际传递，引导年轻企业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财富观和责任观。
推动组织嵌入，拓展制度参与渠道。组织嵌入是年轻企业家政治认同的载体。要通过制度化安排，强化其在党政体系和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参与，打破“被管理对象”的单向格局，构建“制度共建者”的主体认同。一是强化统战功能与行业组织纽带作用④。加大力度支持工商联、青企协的年轻企业家联谊平台，推动年轻企业家参与人大政协、特约监督、邀请评议等活动，使其在公共事务中从“围观者”走向“参与者”，在有序建言中提升制度效能体验。二是强化党组织领导，增强政治归属感。推动年轻企业家党建工作全覆盖，健全组织联络机制和政治引导机制，尤其是要把政治素质好、社会影响力大的年轻企业家纳入党的后备力量培育计划，使制度信仰内化于年轻企业家的成长逻辑之中。三是强化政策价值导向，鼓励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对投身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全面振兴、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年轻企业家给予优先支持，通过“政策倾斜+价值引导”机制，使企业经营与国家大局形成合力。
完善政策机制，优化成长发展环境。政策机制是年轻企业家将公司行为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的“通用接口”，必须在政策设计上实行分层分类，构建差异化、精准化和弹性化的政策矩阵。一是在应对外部技术封锁方面，打造“关键技术攻关+全球合规支撑”组合包。可考虑在现有国家重大专项基础上，设立“青年原创技术先导基金”，对年轻科技创业团队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给予首轮无抵押股权投资或阶段性补偿债权支持。同时，针对跨境电商和出海企业，可推出“全球数据与出口管制合规券”，政府购买第三方律所和合规服务，为年轻企业家提供合规培训和应急援助等。二是建立“容错+复合融资”双保险机制。例如，在全国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设立“青年创业失败豁免窗口期”，对符合条件的首次创业失败者，在一定年限内免除部分惩戒限制，为其二次创业保留融资与政策资格。还可尝试分段式递进融资，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推出“子弹式”融资产品，按照“概念验证—样机测试—市场投放”三段设置递增额度，降低一次性高额融资要求，帮助年轻企业家在缩短试错期的条件下保有迭代空间。三是在化解家族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上，可考虑推出“治理体检+专业托管”专项工程。例如，针对二代交接期企业，政府可联合行业协会免费提供股权梳理、财税规范、合规诊断“三位一体”治理体检，出具“问题清单+整改方案”，帮助其识别潜在法律风险。同时，可考虑推出治理托管试点，鼓励各地设立“家族企业治理托管中心”，为治理基础薄弱的传统企业提供阶段性职业经理人托管、财务外包及IT系统升级等服务，降低二代交接期企业在制度重构初期的管理摩擦和成本压力。
推动治理创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通过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革新，推动政商关系从“管理—服从”向“共识—共建”转变，构建制度型亲清政商关系。一是制度化“亲清”新内涵，重塑交往文化。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明晰“谁来谈、谈什么、怎么谈”，消除年轻企业家对“亲”的误读和对“清”的畏惧。推进“无饭局、无酒桌、见面谈事”的政企沟通新范式，营造“清澈纯粹”的亲清政商关系。二是建设协同治理平台，推进共治模式。推动年轻企业家参与行业规范制定和行业自治实践，增强其公共事务责任感。鼓励企业围绕人工智能、平台治理、数据要素等新领域提出共治方案。三是构建联防联治机制，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建立由企业家参与的经济预警、产业监测和社会稳定机制，增强治理前瞻性、韧性与包容性，在危机中提升政企之间的协同黏性和情感联结。四是提升政策兑现力和可得性。整合各类涉企政策信息，建立“政策清单+快速兑现”机制，推动财政资金、产业补贴直达企业。加强政策连续性预期管理，出台政策缓冲机制和预告机制，减少“政策断崖”“红利幻觉”造成的制度误读和情绪波动。
健全反馈制度，强化体系调节能力。建立“有意见能表达、有建议能吸纳、有成果能反馈”的制度通路，充分回应年轻企业家对公平性、透明性和尊重性的基本期待，推动扶持政策与制度认同、社会责任形成良性耦合。一是完善表达机制，拓宽意见输入通道。可通过“年轻企业家直报平台”“12345企业专线”“政企直通车”等多渠道收集企业家意见，建立“年轻企业家座谈日”，推动“听得见、问得出、做得到”的政务生态。二是强化制度迭代能力，避免僵化与滞后。建立年轻企业家参与的咨询委员会或政策评估委员会，推动“第三方评估、政策修正与效果公示”三位一体运行。尤其是要对新兴业态、新技术发展中的治理滞后问题，实现“快速修复—机制沉淀—标准升级”。三是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鼓励政府主动学习借鉴年轻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将基层创新经验制度化、标准化、推广化，使治理体系具备更强的吸纳力和扩张力，形成由点及面、由试到成、由小及大的制度演化路径，推动治理机制持续更新与实践智慧不断沉淀。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项目编号：21@ZH02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网，2025年8月15日。
②Dan Jerker B. Svantesson, Data localisati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Considerations for the review of the Privacy Guidelines,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301, OECD Publishing, Paris, December 2020.
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3年7月19日。
④《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0年9月15日。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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