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红军必须适应由国内战争到反侵略战争的转变，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不但在数量上与日军相比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武器装备也严重落后于日军，唯有游击战方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游击战中“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游”是为了更有力地“击”，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是罔顾事实的无理指责。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坚持，而没有敌后战场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抗日战争 敌后游击战 人民武装 战略远见
【中图分类号】E297.3/K2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5
罗平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导，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入选人。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主要著作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此为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探索出因地制宜的灵活战法。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在国内战争转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关键节点，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红军改编之后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又将山地游击战扩展为平原游击战、江河湖泊游击战，从而使敌后游击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历史证明，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伟大战略家的远见。
敌后游击战方针的确定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主要采取的是攻坚战，一路攻城掠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红军，在根据地刚开辟、应对国民党军的“会剿”之时，主要采取游击战方式，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提出来的。随着较大面积根据地的建立，红军主力兵团开始组建，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也由“会剿”转变为“围剿”，唯有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才能大量歼敌并打破“围剿”，红军的作战方式也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斗争，都是靠运动战的方式取得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在于博古、李德放弃了以往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而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即国民党军修筑碉堡，红军也修筑碉堡，同时采取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由于红军缺少重武器和攻坚作战经验，而国民党军拥有大量火炮甚至飞机、坦克，导致红军既不能攻破国民党军的堡垒，又无法守住自己构筑的堡垒。国民党军却持续运用“堡垒战术”向根据地腹心地区推进，造成根据地面积、人口不断减少，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红军主力奔赴抗日最前线提上日程。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同志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同志，要求其积极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等部进行接洽，协商对日作战的总方针。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等又致电叶剑英同志，让叶剑英同志通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1]在红军即将改编并开展抗战的情况下，抗战中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就成为亟待作出决策的重大问题。很显然，过去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阵地战非红军所长，现在与武器装备、作战训练都强于国民党军的日军作战，更应避免阵地战。因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电报中特地让叶剑英同志告诉蒋介石：“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2]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为日军所占。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到平津沦陷仅用二十余天，而当时防守平津的西北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多达十余万人，这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意识到，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不适合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也应避免集中作战，而应开展分散的游击战。8月1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电报中明确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3]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力量应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为使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深刻认识游击战的重要性，8月4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又致电周恩来同志与朱德同志等，提出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任务的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4]8月5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再次电告周恩来同志与朱德同志等：“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5]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集中讨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后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以“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为作战原则。
自1930年夏天，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来，主力红军长期开展运动战，这种作战方式不仅能消灭大量敌人，而且容易取得战场缴获，经过几年的战争磨炼，广大指挥员对于运动战相对得心应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有的红军将领也急于打大仗胜仗，以提升红军的影响力，回应全国人民对自己军队多打胜仗的期盼，而游击战规模小、影响也不如运动战大。主要作战方式由过去的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6]在洛川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与会者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还是运动游击战好”；[7]也有与会者主张在“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8]这表明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还是不愿放弃运动战的作战方式。囿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此时产生的关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属于正常现象。据参加了洛川会议的萧劲光同志回忆：“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同志则在会上反复强调游击战最能发挥红军的特长，既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也有利于发动群众抗日。“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9]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仍习惯称八路军）。8月下旬到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从陕西韩城的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开赴抗日前线。10月上旬，第一二九师也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随着八路军抵达抗日前线，毛泽东同志“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10]一再强调八路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在9月17日给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任弼时同志等的电报中特别提醒前方将领：“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11]
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之时，主要活动区域是山西。日军用短时间内占领平津地区后，山西成为其重点进攻目标。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处于抗战打不过日本人，不抗战又会失去统治山西的合法性的矛盾之中。为应付社会各界对山西抗战的期待，阎锡山决定将其兵力摆在长城的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并希望八路军参战。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2]毛泽东同志对认准的事情一向紧抓，更何况从运动战到游击战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他“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13]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就华北工作问题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其他各项工作，不论是统一战线工作、兵运工作、群众工作，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并且强调：“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14]
1937年9月下旬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在致电前方庆贺胜利的同时，提醒前方八路军总的作战方针依旧必须是游击战。9月29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前方负责人时指出，阎锡山组织的抗战只会是暂时的，而且阎一定要求八路军配合他打一两仗，以便给他的晋军带来好的影响，如果条件确实有利，八路军当然也可以参与阎组织的抗战，但“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5]10月中旬，中共负责同阎锡山联络的彭雪枫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日军一部从天镇向广灵发动进攻，另一部自蔚县向大同方向急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的兵力与日军展开决战，希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作战。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指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16]
这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中日双方在山西忻州一带展开忻口会战，中国军队以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创造了全民族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中国军队歼敌的最高纪录。但是，忻口会战未能阻滞日军的进攻，11月2日，中国守军奉令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11月8日，太原失守。
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就致电前方将领，强调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17]1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给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任弼时同志并告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18]
全民族抗战初期，日军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致使我国大片国土沦陷。但是，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对于广大农村包括一部分县城，仍无力占领。由于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畏惧，日军还没有抵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警人员已经闻风而逃，地方政权随之瓦解，人心惶惶，地方管理处于真空状态，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组织动员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有利条件。徐向前同志就此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19]
敌后游击战体现的远大战略眼光
抗日战争时期，在军事上，敌我力量悬殊，呈现明显的敌强我弱形势，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20]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域辽阔，日军虽然整体军事力量强大，但兵力相对有限，重点只能放在占领重要城市与交通干线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如采取正面决战这样的方式是无甚意义的，唯有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才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
1937年9月中旬，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即将开展的忻口会战，阻滞日军向太原方向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根据总部命令，进至晋东北灵丘县和繁峙县交界的平型关附近的大营镇待机。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第一一五师得知情况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以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9月25日清晨，日军大摇大摆地沿着灵丘至平型关的简易公路西进。早上7时许，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伏地域，第一一五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向沟底公路上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在经过初期的慌乱之后，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八路军与之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至中午13时，将被围日军全部歼灭。与此同时，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灵丘、涞源方向成功阻击日军增援部队，使日军无法增援平型关，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平型关战斗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也是中国军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对日作战的首个大捷，它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有第三四三旅2个团、第三四四旅1个团，共约6000人（当时八路军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进入第一一五师伏击圈的日军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新庄淳中佐率领的一个汽车队约500人，另一部分是桥本中佐指挥的一个辎重大车队近600人。虽然这两支日军实际是从灵丘向平型关运送物资的部队，是日军的后勤部队而非主力作战部队，但在战斗中仍显示出较强战斗力，整个战斗持续了6小时。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将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敌我兵力之比达到近六比一，八路军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而且这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陡峭的山腰上，日军则在狭窄的山间公路上通行，地形于我军绝对有利，但在战斗中八路军仍付出重大牺牲。在争夺半山腰的老爷庙高地战斗中，我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与日军汽车队四五百人反复冲杀，战斗场面十分惨烈，该团三营九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后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几乎全部牺牲。据亲历者回忆：“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于中午过后不久便运抵师救护所。”“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二百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21]这场战斗的惨烈与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平型关这样的大捷可以极大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八路军改编之初全军按编制为三个师4.5万人，实际人数与此不差上下，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都留下了一部分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开赴抗日前线的每师人数在1万人左右，三个师全部加在一起约3万人，仅相当于日军一个比较大师团的兵力。因此，总体而言敌我力量悬殊，如果始终采取正面阻击这种阵地战作战方式，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如果说在洛川会议上，对于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认知还不完全一致的话，经过平型关战斗，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已达成共识。当时，八路军、新四军与日本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也是远远落后，其武器装备大部分来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的战场缴获。此外，经过长征，原有的一点重装备也基本被轻装。正如周恩来同志后来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22]
历史证明，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由十年内战时期的运动战为主，转向全民族抗战阶段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3]徐向前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24]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各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敌后游击战方针，迅速深入敌人后方开辟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了华北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接着，第一二○师创建了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主力以吕梁山为中心建立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与后来进入山东的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创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组建后，也迅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皖西、皖南、苏南等地开创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数达到了5000万以上，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
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这种作战方式决定了其战斗规模较小，每次歼敌的数量较少，积小胜为大胜，从表面上看没有运动战特别是阵地战那样浩大的声势。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 ，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25]游击战不仅能蚕食敌军部队，还能够在精神上摧残敌人，打击敌军士气。
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同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采取大规模的阵地战，并多次组织参加兵力甚多的大会战，如全民族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其中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桂南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的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湘西会战等。国民党军投入这些会战的兵力少则上十万人，多则近百万人，一时声势甚大。由于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战役组织诸多方面都要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原本弱小的空军几乎全部损失，日军完全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虽然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的兵力往往是日军的数倍，但这些会战大多以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告终，与之相伴的是国民党军付出重大伤亡，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在会战中阵亡。
在全民族抗战的前期、中期，国民党方面在组织正面战场的各种大会战的同时，也曾在敌后留下过一些部队。由于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不能有效地组织动员群众，又没有真正学会游击战术的精髓，还适应不了敌后的艰苦环境，加之其内部派系林立，因而在敌后难以建立根基，也就无法生存，要么受日伪的打击而溃散，要么经受不住日伪的引诱而投降，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因而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几乎毫无作为，其组织的敌后游击战收效甚微。“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26]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因自己在正面战场组织的各种大会战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坚持敌后游击战的中共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又不甘心自己敌后作战的失败，于是无中生有地攻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是“游而不击”。
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完全罔顾历史事实。比如，1939年4月，八路军第一二○师在河北河间县的齐会战斗中，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一次歼灭日军700余人的战绩；1939年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东肥城县的陆房战斗中突破日军8000人的重围，以伤亡360余人的代价，消灭日军近千人；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规秀中将。特别是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各部集中105个团20余万人，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即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百团大战后，这样的战斗仍然不在少数。如1942年5月，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兴县的田家会战斗中，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350余人，俘虏日军25人；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在江苏淮安县的车桥战役中，歼灭日伪军940余人，其中日军460余人；1945年4月中旬，新四军苏中军区在江苏宝应县和高邮县间的三垛河口战斗中，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240余人、俘虏日军7人；等等。至于规模与之相比小一些的战斗，更是举不胜举。
如若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过程真是“游而不击”，那敌后战场的开展与坚持恐怕将成为“一纸空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能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也就无从谈起。全民族抗战之初，中共党员约4万人，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总人数不过数万人，根据地仅有一个百余万人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根据地发展到大小19块，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个亿。其中蕴含的道理不言自明，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本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面前，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不顾人民的安危望风而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自己的武装深入广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创立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早在1939年10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就曾指出：“在敌人后方，想不打敌人而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敌人打怕了，才有存在和休息的机会。有人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倘若八路军真的游而不击，那末他会老早已不能在华北存在了，更不用说到发展。”[27]为了消灭敌人，有必要保存和发展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既游且击”，而且“游”是为了更有力地“击”。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坚持，而没有敌后战场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敌后游击战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3、3页。
[3][4][5][11][12][14][16][17][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22～23、25、47、53、57、85、111、116页。
[6][20][23][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1、484～485、551、46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9]《肖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04页。
[10][13]《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86、28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19][2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5、335页。
[21]欧阳奕：《平型关战斗中敌我伤亡情况的一点回忆》，中共灵丘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灵丘党史资料·纪念平型关大捷五十周年》，1987年编印。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9页。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The Proposal of the Policy of Guerrilla Warfare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nd Its Strategic Vision
Luo Pingh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ation's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mrade Mao Zedong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he Red Army must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omestic war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arry out independent guerrilla warfare in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not only had a numerical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the Japanese arm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ir weapons and equipment were seriously inferior to those of the Japanese army. Only guerrilla warfare could enable them to strike the enemy while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mselves. After the fall of Taiyuan in November 1937, all uni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quickly advanced into th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o carry out guerrilla warfare, successively opening up anti-Japanese bases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In guerrilla warfare, "moving" was the means and "attacking" was the goal. "Moving" was to strike more powerfully, and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Eight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move without attack" during the war was unjustifiable and groundless that disregarded the facts. Without the guerrilla warfar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other people's armed forc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open and persist i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nd without the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ere would be no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uerrilla warfare in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people's armed forces, strategic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