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新形势：质量上，人口素质优化与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交织，人力资本厚积薄发；数量上，少子化与减量化交汇，人口规模依然巨大；结构上，长寿化与老龄社会交叠，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分布上，流动迁移活跃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交融，乡村中国正在向城镇中国转型。面向未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应聚焦三大着力点：其一，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其二，坚持源头治理，以提振生育率为核心推进人口治理；其三，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推动经济社会科技全面适老化改革。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本 适老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2.003
【作者简介】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低生育水平和人口结构。主要论文有《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厚植人口综合竞争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基础、战略导向与路径选择》等。
人口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支撑，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综合研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1]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概念、新要求，是指导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总纲。
长寿化和少子化造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量化
遵循人口发展规律，认识、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寿化和少子化长期持续并进。一方面，人口死亡率水平快速下降，粗死亡率从1949年20‰的高位，快速跌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7‰以下的低位，并一直维系至21世纪初，伴随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粗死亡率开始缓慢升高，2024年为7.76‰，依然保持低位。随着死亡率由高向低的快速转变，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直线攀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倍增至1996年超过70岁，2024年达到79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值，我国迈入长寿时代。[2]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粗出生率一直在30‰以上高位徘徊（“三年困难”时期除外），之后快速波动下降，1990年初期跌至20‰以下，2020年进一步降至10‰以下，2024年仅为6.77‰，2022年粗出生率开始低于粗死亡率，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水平从20世纪50～60年代平均6以上，降至1991年更替水平2.09。2020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至超低水平1.3。近些年，我国生育率仍在下降。[3]
人口发展规律所指，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持续的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必然结果。在少子化和长寿化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964年至1982年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的2.07%，快速降至2010年至2020年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的0.53%，人口增速直降四分之三。2021～2022年成为总人口正负转向的分水岭，2021年总人口达峰为14.13亿人，自2022年开始，总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2022年至2024年分别比上一年减少85万人、208万人和139万人，累计减少432万人，2024年总人口为14.08亿人。当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便随之而来。2000年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30亿人，老龄化率为10.3%，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此后，老年人口数量以年均净增加750万人的规模扩大，老龄化程度以年均增加0.49个百分点的速度递进。2024年，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10亿人，老龄化率达到22.0%，我国跨入稳定的中度老龄社会阶段。按照这一趋势，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深化。[4]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人口大变局中最大的“灰犀牛”，将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贯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带来新挑战与新机遇。
科学认识人口新形势是确定重点任务的基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人口新形势。
质量上，人口素质优化与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交织，人力资本厚积薄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教育质量发展方面实现质的飞跃。一是人民健康水平有加无已，并将继续改善。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死亡率大幅下降，2023年，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降至2.8‰、4.5‰、6.2‰和15.1／10万，[5]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位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居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巩固了教育、技术、知识等人力资本的载体。二是教育发展突飞猛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23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走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阶段，稳步迈入高等教育的普及教育阶段。2019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人，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高等教育步入招生和毕业人数“双千万时代”，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和毕业人数进入“超半千万时代”。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其中一半以上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计达2.5亿人，占总人口的17.7%，平均不到6人中就有1人是大学毕业生，[6]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均位居全球首位。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到2035年或将增至12.4年，2050年将达到13.7年。[7]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年度招生和毕业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稳步提升，以及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长期维持在较大规模，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或将继续维持。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本大国和人才大国转型，质量型人口厚积薄发，成为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源，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为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人口机会。
数量上，少子化与减量化交汇，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方面，我国已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数据预测，如果我国生育率水平缓慢上升，在2035年升至1.10，2050年达到1.18，我国总人口在2029年之前将一直处在14亿人以上的“高峰区”；2030～2045年，总人口将维持在13亿人以上的“高原区”。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依然是全球人口大国，而按照人口发展规律，生育率越低，持续时间越长，远期的减量则越剧烈，这需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
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是所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减少、城镇化提升、人口迁移流动等均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础。第一，本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依然将是全球两个十亿级以上的人口大国之一。伴随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我国超大规模潜在市场优势将持续显现，不仅将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大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第二，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空间巨大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人口和空间基础。第三，人口数量负增长，会缓和因人口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压力，蕴含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新机遇，有助于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促进休养生息，有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结构上，长寿化与老龄社会交叠，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长寿化加之少子化，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将加速推进，2023年，老年人口达2.97亿人，老龄化率为21.1%，标志着我国进入中度老龄社会；预计2035年，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将分别超过4亿人和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或将达到峰值5亿人以上，老龄化率超过40%，进入超老龄社会。作为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我国将以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状态加入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行列，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二是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五超”特点，即超大规模老年人口数量，全球平均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生活在中国；超快速度老龄化进程，从老龄化社会迈向中度、重度和超老龄社会的时间，少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超高水平老龄化程度，当老年人口达峰时，我国或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超级稳定老龄社会，老龄社会形态将会维系较长时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超大差异老龄社会内部构成，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老龄化的异质性表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难度。三是社会和家庭以“养小为主”转向以“养老为主”，202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自此以后，老年抚养比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升高，健全基本养老金制度、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养老医疗制度、长期照护保险，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压力，以及提高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压力日渐加大。四是老龄社会多维度承压，随着老年人口数量激增、老龄化水平攀升，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和老年期余寿延长，养老标准和老年人生活品质改善需求随之提升，这就要求持续推进健全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要在养老服务规模、周期、质量、标准等方面协同发力，从而增加了多维度的社会养老压力。
人口老龄化是全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仅仅体现为老年人口数量的变化。其一，劳动年龄人口越发稀缺，但规模依然巨大，为充分就业提供充裕的人力资源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产出能力增强，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相对弱化，而质量需求却日益强化。根据有关数据预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2024年为8.76亿人，2050年或将降至6.31亿人，虽然我国劳动人口规模呈现持续缩减趋势，但其总量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比发达国家总和还多。其二，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加速推进的早期阶段，恰恰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1.58亿人增至2.07亿人，占老年人口比重将长期保持在40%以上。低龄老龄化开启长寿机会窗口，既为渐进式延迟退休、老年人继续就业、老年人创业等老年人正式社会参与奠定基础，也为促进老年人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社会活动、家庭代际互助、终身学习和教育等非正式社会参与创造机遇，助力老年人释放银发力量，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成为推进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分布上，流动迁移活跃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交融，乡村中国正在向城镇中国转型。一是人口流动迁移活跃，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数量上，202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85亿人，占总人口27.2%。在区位和结构上，人口向城镇和东部地区集聚，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0%；农民工总量3亿人，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之比为40.4∶59.6，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2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44.1%。[8]流动人口、农民工总量、城镇化水平均创历史新高，新型城镇化稳步前行，推动传统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二是城乡人口增减分化加剧。1995年，农村人口达峰8.59亿人，自此之后便开始减少，2024年降至4.65亿人，规模缩减了45.9%；城镇人口从1995年3.52亿人持续扩大，2024年增至9.44亿人，规模扩大了168.2%。未来农村人口或将继续缩减，城镇人口或将继续扩张，城镇化水平将继续提高。三是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愈发明显。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3年，已有24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覆盖全国总人口的84.4%；20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覆盖全国总人口的69.8%。省际人口负增长正由点及面迅速扩展，但是城市群、大都市、经济发达省份的总人口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和结构持续优化，新型城镇化质量稳步提高。
人口流动活跃和城镇化水平提升盘活配置型人口机会。规模巨大、地域广泛、长周期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人口空间优化布局，也提升城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发挥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有利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战略安排。
“十五五”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
经由对当前人口新形势的研判，从人口演进的长周期规律中审视“十五五”时期的人口时代特征，未来五年将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和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生育率触底，人口负增长将持续，总人口依然处在高峰期。截至2024年中，全球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进入总和生育率1.3及以下的超低生育率行列。其中韩国最低，总和生育率仅0.7，我国的生育率水平降至1.0的极低水平。根据预测，在2025～2030年期间，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会在这种状态徘徊或略有回升，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会继续延长至80岁以上。由此，虽然我国总人口负增长仍将持续，但总人口依旧将处在峰值区域，预计2030年为13.9亿人。
高等教育人口持续扩大，人力资本日积月累。2024年，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4301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1659万人，预计“十五五”期间，每年毕业大学生人数将超1000万，每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人数将超500万，规模依旧庞大。到2030年，总人口中的大学学历人口将超过3亿人，平均不到5个人中就有1个接受过大学教育，人力资本蓄势待发。同时，由于技术变化和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人力资本培育方式的创新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银发人力资源开发大有可为。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25～2030年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呈快速增长态势，规模将从3.2亿人增长至3.9亿人，年均净增加1309万人，年均增长率加速至3.7%，老龄化率将从22.8%增至27.7%，届时或将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逼近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与此同时，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1.7亿人增至2.1亿人，占老年人口比重将维持在57%左右。[9]老年人口规模存量与增量巨大，创造巨大的潜在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低龄老年人中“愿意从事有收入工作”的老年人比例达到38.3%。[10]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加之老年人身体健康与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社会参与意愿高涨，为落实渐进式延迟退休和开发银发人力资源提供机会窗口期。
社会养老压力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或将制约城乡融合发展。我国正从传统“养小为主”社会，转向“养老为主”社会。老年抚养比（即平均每100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持续加重，截至2024年，全国老年抚养比为35.4，比2010年人口普查提高16.5个比点。[11]据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的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仍将继续上升，至2030年达到46.2。与此同时，高龄化不断加速，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4436万人增至5847万人，年均增量达282万人，高龄老人的失能半失能率将增至31.2%。[12]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长寿时代的来临，社会保障体系将长期承压，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此外，在2025～2030年期间，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率预计由27.1%增长至38.6%，而城镇地区老龄化率将由17.7%增长至23.2%，城乡老龄化率差距进一步扩大至15.4个百分点。[13]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或将进一步加剧农村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农村养老问题成为制约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地区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难点所在。
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生育、死亡和迁移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发展趋势的三大要素。观察未来中国人口变动，死亡是相对确定性因素，死亡率随着经济、科技、医疗、生活的进步而降低，寿命随之不断延长，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现代化的标志。国际迁移也是相对确定性因素，我国的国际移民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对人口发展大势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而生育是决定中国人口变动方向的关键力量，决定未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走向和程度。国际经验表明，提升生育率的过程缓慢而艰辛，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回升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生育率越低，人口负增长越快，老龄化水平越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以提高人口素质、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任务，不断完善和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是稳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抓手。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要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适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提升教育质量。”[14]遵从人口发展规律，在人口负增长大趋势下，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应转向着力提升人口综合素质，以人口质量改善应对人口数量减少，塑造素质优良的人力资本，有效开发人才资源，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用全生命周期的思维构建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新模式。综合素质的养成需从娃娃抓起，0～6岁是人生最重要的智力和非认知能力形成与发展阶段，从生命早期阶段投资人力资本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也是持续提升人口竞争力的起点。“十四五”期末，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的目标即将实现，普惠型的育幼服务体系已显雏形，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育幼模式正在有序发展。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有效整合托儿所和幼儿园资源，优化托儿所和幼儿园布局，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提高育幼和儿童医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水平，提升婴幼儿的入托率和入园率，推动儿童早期教育发展。
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伴随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接续缩减，未来的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将递次减少，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资源的规模需求缩减，要充分把握这一窗口期，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在时间、结构和质量等方面的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优化中小学的城乡布局，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一体化。开展延长九年义务教育年限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工作。推动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平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合理配置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资源，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率，培育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技能型劳动力资源，着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弱化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跨入稳步的普及化阶段，在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应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强化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战略引领力量。聚焦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高等学校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和管理，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发展，同步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优化学科和专业结构，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落实“沃土计划”和“脱颖计划”等工程，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15]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实现学有优教，学有所成。
坚持源头治理，以提振生育率为核心推进人口治理。生育率是决定中国未来人口变动的核心力量，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加强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婚育友好环境建设。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的社会，婚姻家庭和生育环境的共同演变构成低生育率形成的关键因素，婚姻是合法生育的前提，生育是婚姻家庭延续的结果，二者本为一体，不能因为事权分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而割裂对待，只谈生育支持和生育友好是不全面的，提振生育率水平必须协同并进婚育支持政策和婚育友好环境。人口层面，适婚人口规模较大，但其婚育意愿较低，再叠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婚育年龄推迟与家庭不稳定性加剧、育龄女性的老化趋势以及婚育观念转变，构成低生育率的人口基础；经济层面，彩礼、婚房、婚礼以及组成家庭和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就业难度加大，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受挫，共同构成婚育的现实阻力；社会层面，一些地方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相对滞后、社会公共政策均等化程度较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存在，以及人口流动频繁等，加剧婚姻、家庭和生育负担；文化层面，传统家庭价值观松动、传统家庭功能弱化等，对婚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构建多维度、协同化的婚育友好型环境成为缓解结构性生育抑制、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路径。应从夯实人口基础、缓解经济压力、健全社会保障与重塑婚育文化等方面系统发力，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推进婚俗改革，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推动制度环境与个体婚育选择之间的良性互动。
加速构建婚育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国家框架。婚姻和生育支持政策是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构建婚育支持政策体系需遵循社会公共政策的思路，坚持自上而下指导和监督与自下而上创新和探索的双向发展原则。一是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国家层级的领导协调机制。生育政策的事权隶属中央，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顶层谋划和统领，要着力构建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全部门协同合作，强化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准确把握人口新形势，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形成国家基本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二是在差异性中寻找新时期的人口治理之道，形成灵活性、多样化、具体化、具象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重视自下而上在实践中创新生育支持措施，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生育支持政策。三是加快出台配套支持措施，从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投入、全面落实“一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创建育儿补贴制度、提高优生优育水平、完善生育假期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税收优惠、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构建婚育友好就业环境等方面综合施策。四是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婚姻和生育息息相关，宣传新型婚育文化，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和家风建设。积极加强青年婚恋教育和引导，打造适龄结婚和适龄生育的良好社会氛围。继续推进性别平等建设事业，强化男性育儿责任义务，发挥家庭在提振生育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打造代际和谐的家庭模式，营造有利于家庭和职场平衡发展的文化氛围。[16]努力实现婚有善待，育有支持。
加强政策统筹，以增进民生福祉的理念完善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婚育支持政策与民生改善具有互促关系，鼓励婚育的支持政策可以借助一系列民生激励措施和政策工具，如提供经济补贴、优化公共服务、改善育儿环境、增加婚姻假期、提供人文关怀等，从而实现激励结婚、鼓励家庭生育、促进生育率提升的目标。因此，要在婚育支持政策的具体措施中体现民生性，包括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婚姻法律，健全生育法律和政策，保障家庭生育的合法权益，保护生育者和新生儿依法享有各项权益。提供免费婚检、育儿津贴、税收优惠、住房保障等支持措施，推进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等工作，减轻婚姻和生育的经济负担，提振结婚和生育意愿。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供孕产全程服务，确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得到及时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实现安全生育。优化教育资源，合理布局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健全托育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加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减轻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压力。加强社会支持，建立完善的生育假、陪护假、育儿假等制度，全面落实生育假期，在政府、用人单位、家庭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增进家庭和谐。提供育儿指导和心理咨询服务，妥善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17]努力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推动经济社会科技全面适老化改革。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难以逆转。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进步交织并行，形成老龄社会的机遇和挑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底色。倡导老龄社会主流化，开展全面长期的适老化改革，逻辑起点就是把老龄社会当作普遍、常态、长远现象看待，经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政策、法律、规划、战略等要充分考虑老龄社会的基本事实，强化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理性认识与积极应对。
以社会适老化改革为导向推进社会治理。中国人口老龄化演变进程超前于现代化发展进程，老龄社会形态与社会架构处于非同步状态，老龄社会治理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在社会治理领域深化适老化改革尤为重要。一要推进物理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要以适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日常需求为目标，针对老年人日常居住和活动的环境，如住宅建筑、楼道扶手、卫生间、电梯、轮椅步道、社区健身设施、交通设施、公园设施、公共交通等，用心用情推进适老化升级改造，实现助老和享老。二要解放思想，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新观念。推进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的适老化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全社会思想观念的适老化变革，要求全社会融入老龄社会角色定位，营造敬老、亲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以需调供”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养老支撑体系、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老年人社会参与服务等。三要推进社会治理战略适老化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这是立足我国人口老龄化新形势，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作出的重大部署。《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顶层谋划是推进新时代战略规划适老化转型的基础布局。要在重大部署和基础体系的支撑下，将社会治理战略适老化转型落实到发改、城建、卫健、民政、人社、文旅、财政等部门一揽子的具体业务中，适应老龄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这是全社会的共同挑战，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为契机推进经济治理。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为老经济，也包括备老经济。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印发，开启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进老龄社会经济治理的新纪元。其一，以积极老龄观引导银发经济发展。积极老龄观旨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着力优化和提供老年人相关的发展、健康、参与、保障、和谐的机会，发挥其最大效应。发展银发经济不仅仅是满足老年人消费，更是在内循环的支撑下，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推动经济适老化，本质上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以适应老龄社会改革创新的新要求，是贯彻落实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银发经济属于非完全竞争性的经济业态，既需要政府坚守保基本、兜底线、普惠性的主要职能，坚持公平性原则，着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资源，织密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网，弥补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也需要市场在配置老龄产业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引导激励各类经营主体有序进入，着力打造老龄用品、老龄服务、老龄地产和老龄金融板块，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宽产业面，延伸产业链，扩大老年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消费，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二者协同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支撑。
以数智化社会发展为动能推进科技治理。老龄社会与数智化社会和科技化社会叠加，在以数智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人工智能、5G、新能源、量子计算机、数字经济、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多个领域科学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重大机遇，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动力和战略支撑，把全面提升应对老龄社会的智能化水平嵌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能应对老龄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一是打造新业态。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科技力量与银发经济有机结合，赋能老龄健康、制造、文化、服务、宜居、金融等新业态发展，为老龄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开辟新路径。二是培育新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着力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升级康复辅具、开发智慧家居和穿戴设备、研发抗衰老产品和服务、拓展文旅休闲服务、推广中医保健养生、推进适老化改造等，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延伸老龄产业链条和催生新产业，加快老龄科技和信息化发展应用，为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三是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针对不同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开发适合各类老年群体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如老年教育、老年用品、老年食品、老年玩具、特色文旅、助餐助洁、助医助行、老年金融、银发购物等。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注释
[1][14]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求是》，2024年第22期。
[2][3][4][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年；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教育部：《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10月24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8月2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8/content_6971241.htm。
[7]周慧珺：《2050年中国人口、人力资本走势和经济发展——基于人口和人力资本预测的分析》，《发展研究》，2024年第8期。
[8]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5年4月30日，https://www.stats.gov.cn/zwfwck/sjfb/202504/t20250430_1959523.html；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393.html。
[9][12]贺丹主编：《中国人口展望（2024）——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
[10]中国老龄协会编：《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总数据集》，北京：华龄出版社，2024年。
[1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2年4月20日，https://www.gov.cn/guoqing/2012-04/20/content_2582698.htm。
[13]原新、范文清：《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年1月19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16]原新、金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形势、战略与进路》，《社会政策研究》，2025年第2期。
[17]原新、丁琪：《低生育率条件下推进婚育友好环境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梁丽琛
Key Tasks for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 Focus Points for Optimiz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Beyond
Yuan Xin
Abstract: Population is a fundamental, comprehensive, long-term and strategic element for a country's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aces new circumstances: qualitatively, the 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quality and the "era of 10 million college enrollment and 10 million college graduates per year"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intertwined, and human capital is accumulating and developing gradually; quantitatively, the trend of low birth rates and population reduction converge, and the population size remains huge; structurally, the trend of longevity and an aging society overlap, and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geographically, active migra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duction interact, and rural China is transforming into urban China. Looking to the future, promot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three key points: first,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cond, adhere to source-based governance and increase the fertility rate to promote population governance; third, actively adapt and respond to an aging society,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sectors to build an elder-friendly society.
Keywords: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human capital, elder-friendly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