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既有的文化治理机制与范式，传统治理范式面临监管失灵、评估标准失准和治理主体失位等方面的挑战。DeepSeek的问世，开启人工智能全面应用、主流化阶段，进一步强化全球信息的流动性和共通性，并为构建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新范式赋能。一方面，DeepSeek以人工智能普惠的形式，打破过往的文化壁垒和隔阂；另一方面，DeepSeek以多智能体协同演化的方式，满足新的发展形势下传播与治理的需要。基于智能传播时代全球文化治理范式的转变，中国应坚持技术赋能与文化主权的双轨协同，致力于构建动态适应性治理框架，加快形成并不断提升“生成式软实力”，坚持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文化治理观，推动完善未来全球文化治理新范式。
【关键词】DeepSeek 文化领域治理 智能传播 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2/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5.008
【作者简介】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战略、全球网络治理、新媒体与数字传播，主要著作有《IT史记》（合著）、《欧拉崛起：从华为走向世界》、《鸿蒙开物：终端操作系统破晓之路》（合著）等。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全面普及，麦克卢汉构想的“地球村”正从理想变为现实。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智能传播主流化浪潮，进一步强化全球信息的流动性和共通性。文化不再是传统国界之内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小世界”现象，而是以“文明体”的形态参与全球互动和交流。从“14亿人思维”到“80亿人思维”，从“站在中国看世界”到“站在世界看中国”，全新的思维方式逐渐重塑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断拓宽中国文化发展与治理的视野。
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其中诸多问题都是由具有多样性、综合性、系统性的因素形成的。因此，管网治网必须具备整体性、一体化的思维，而不能依靠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思维。[1]网络空间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域，习近平主席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2]信息传播逻辑与机制的开放一体化使文化传播的国内国际边界逐渐消失，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不再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国际传播范式也从大众传播时代封闭的分立和交叉模式，转向数字时代开放的“同心圆”融合模式。中国国内与国际传播二分的传统与缘由，受到传播条件、文化传统、政策策略和社会意识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文化的发展与治理逐步趋于国内-国际全面融合，这种全新的范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系统梳理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下复杂的传播与治理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治理面临新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在传统国际传播领域，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结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家通过官方媒体、文化输出等手段塑造国际舆论场。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尤其是DeepSeek的广泛应用，或将打破这一传统格局，国际传播格局将呈现多方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动态网络特征。科技公司、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新兴力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能够更便捷地跨越国界传播信息、影响舆论，从而削弱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主导权。因此，随着算力与数据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国与国之间开始出现以科技公司为对象的科技竞争，DeepSeek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体现。科技竞争的根本在于技术，技术的扩散使得“算法霸权”作为一种新的竞争形式逐渐凸显。从技术层面来看，内嵌于技术本身的“算法偏见”或将对使用者造成更为隐蔽和深远的影响。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些国家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操控和信息推送等方式，传播符合自身利益的文化内容。这不仅能够精准地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和态度，还可能潜移默化间动摇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而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产生冲击。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可能导致用户产生“算法依赖”，部分西方国家由此意图凭借算法技术优势，用“意识形态化算法”对全世界进行监控，塑造出算法博弈的“利维坦”。[3]
面对激烈的技术竞争，部分国家妄图以技术封锁阻碍其他国家发展的脚步，其背后的保护主义限制全球技术进步，破坏自由贸易规则。这种来自安全与政治层面的考量，使得一种无形的“数字铁幕”开始凸显，并成为国家发展和数字科技治理的主要阻碍。[4]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设置政治性技术标准等方式，遏制DeepSeek及类似技术、平台的全球扩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的自由流动，也扩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与此同时，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开始寻求技术平衡，试图通过形成“去美国化”的技术联盟，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加剧全球技术治理中的地缘政治博弈。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深刻影响智能传播时代的治理效能与传播秩序。一是监管失灵。技术的变革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思维链和模型开源缓解“算法黑箱”困境，为监管审查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对隐私保护、数据合规、知识产权、“幻觉问题”以及模型安全性隐患等带来新挑战。此外，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推理能力推动一些领域的治理从“事后统计”转向“事中干预”，但现有法律对于人工智能决策失误的责任追溯机制尚不健全，这导致在面临人工智能实时决策引发的问题时，治理主体可能陷入无法及时、有效进行监管和问责的困境，从而影响治理的时效性和权威性。二是评估标准失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作内容时，可能缺乏人类的判断和审查，从而产生不当的输出。[5]人工智能大模型输出的部分内容存在“创造性幻觉”与“事实性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而传统的内容审核机制却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区分，并且在应对新型智能传播内容时，传统评估标准也表现得力不从心。三是治理主体失位。开源社区的分布式开发模式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共享的同时，责任主体变得更为复杂。具体来说，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时，很难明确界定应由谁来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影响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横贯多个领域，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治理。[6]
文化霸权、文化冲突等现象层出不穷。在智能传播主流化的大趋势下，传统治理范式亟待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转型，以适应新型传播内容与模式带来的种种变化，确保传播领域健康、有序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全球视野来思考当下的文化治理。一方面，DeepSeek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技术在文化治理中具有巨大的潜力。文化治理者可以借鉴DeepSeek的经验，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升文化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另一方面，DeepSeek的开源特性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治理领域的合作提供新的契机。各国可以共同开展文化治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分享经验和技术，推动全球文化治理的发展。
从现象到范式转变：DeepSeek与智能治理范式
在近十年的大规模投入和研发过程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取得超越性突破，竞争格局也由此发生巨大变化。DeepSeek引发的浪潮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智能传播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播不再是简单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技术—传播—社会”的三者强互动、强联动、强振动的关系，影响着个体生存方式、国家创新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7]DeepSeek既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界颠覆性的现象级突破，也成为重要的智能传播现象，其或将重构智能传播的底层逻辑，改变数智化时代技术应用、内容生产等方面的基本逻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DeepSeek的影响深度与广度已远远超越单纯的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正在实现从现象到范式的影响扩散。
传播是信息的流动扩散方式，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命题，不仅是各个国家与地方沟通交流的重要问题域，也是国际传播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全球治理命题研究的过程中，各国逐渐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全球治理向文化领域延伸的主要特征是“国际社会的各种行为体对全球治理中广义的文化范畴——如社会公平正义、信息传播、身份认同、价值伦理、人文交流等议题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8]全球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使全球文化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在此过程中，诸如文化霸权等威胁也在滋生蔓延。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传播的发展，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兼顾多样信息流动性的虚拟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力量博弈的场域。
“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元架构实现所有人、所有设备、所有应用和所有接入媒介的方式的独特开放性。”[9]在具有开放性的互联网元架构的技术基础上，一方面，虚假信息在互联网快速传播等情况的出现使得文化治理呈现更为复杂的特征，对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文化治理也逐渐升级，基于技术发展的全新文化治理秩序逐步形成。与此同时，沿着互联网的发展轨迹，全球智能化时代来临，基于原有的互联网元架构，各类智能体广泛地参与到全球智能文化传播中，人工智能的创新性突破赋予了文化治理更丰富的内涵。尤其是“DeepSeek在技术架构和应用层面实现突破，意味着在技术标准、全栈自主构建以及数字主权等战略领域对全球技术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10]这也预示着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技术权力”结构，颠覆全球文化传播与治理范式，成为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要素。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动未来传播新范式的形成，重构传统传播中的核心要素。一是从传播主体上来看，人机共生逐步成为主流趋势，人与人工智能构成混合性的传播主体。甚至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凭借其自主且可持续的学习能力，发展成为新型的传播中心，以及成为独立且具有自主生产力的新传播主体。二是从传播内容上来看，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传播内容的生产不再只是依靠人脑，而是能够基于大模型的深度思考，来实现对文本、图像、视频等多模态传播内容的高质量生产。通过将相关知识图谱进行多领域的关联，来实现对传播内容的动态编织，将离散的信息组织成系统的知识语言，构建起具有可参考性和可传播性的知识图谱。三是从传播渠道上来看，通过DeepSeek的动态优化，智能系统在对相关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优化渠道，以更为精准的算法推荐，将人工智能优化后的信息进行高效传播。尤其是在构建精准化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方面，智能系统可通过虚实融合场域下的交互机制，实现用户与系统间的信息双向传播。四是从传播受众上来看，DeepSeek能够通过深度思考与受众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对话，快速处理受众所提供的信息并及时给予反馈，受众在此过程中能够与人工智能建立起动态双向关系。但在“驯化”智能体的过程中，如果使用方式不当，受众的主体性可能受损，甚至会对人工智能产生较强的依赖性。五是从传播效果上来看，DeepSeek的应用极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力，其能够通过算法系统和智能分发系统，构建动态用户模型，快速将信息进行规模化、精准化传播。这种新的传播范式的形成完成对传播学中经典的“5W”元素的重构，并以新的传播形态增强对未来不确定的传播生态的适应性。
新的传播范式的构建，推动未来文化治理范式的革新。DeepSeek现象级的扩散引发全球文化治理范式的变革，形成符合“技术—传播—社会”系统互动的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新范式。文化治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享有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先发优势，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全球文化治理制度和方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出现了文化霸权等状况。不过，“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难以调和资本和劳动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永久制定者”。[11]在“技术—传播—社会”系统内，由DeepSeek赋能的文化治理新范式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DeepSeek以人工智能普惠的形式打破过往的文化壁垒与隔阂，推进技术去中心化、平权化发展，有利于打造文化公平前提下的文化治理新模式。DeepSeek的技术创新是人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Meta AI首席科学家杨立昆所指出的，DeepSeek出现所带来的最大效益是开源模型超越专用模型，人工智能开源的价值是使任何人都能受益。[12]“DeepSeek凭借‘技术＋生态’双重优势，有望引领开源大模型发展，重塑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格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加开放、透明和普惠的方向演进。”[13]DeepSeek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让人工智能不再像ChatGPT刚出现时，以闭源的方式获取商业盈利并主要服务于专业技术工作者。DeepSeek的开源让所有用户能够在免费使用人工智能的同时还能获得其底层源代码，让信息资源呈现分布式而非中心集合式结构，使人工智能技术以主流化的方式成为普惠技术。这无疑极大推进文化公平的实现，打破以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与治理壁垒，让更多主体能够参与到全球文化良性善治的体系中。通过建立起公平的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全球各个主体共享文化成果，共同参与文化治理。
另一方面，DeepSeek以多智能体协同演化的方式满足新的发展形势下传播与治理的需要，构建起文化协同治理的新范式。伴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演进，“具有‘类人心智’的智能传播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够畅通人机传播，有效解决媒介化治理中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信息不对称难题，重塑全球治理的服务机制”。[14]在DeepSeek的支持下，各个主体可以在文化传播与治理的过程中借助DeepSeek所引发的传播主体、内容、渠道等方面的范式变革，来进一步实现治理体系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同，从而为文化治理范式创新赋能。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提升文化治理信息的量级处理与密度控制能力，驱动智能时代文化治理系统的升级，不断适应当前智能传播的社会生态。同时，以DeepSeek的出现为契机，智能体技术协同推进智能传播成为主要趋势，推动整个社会文化治理范式重构，并在文化交流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
传播与治理的新旧范式对比
当前，已有的全球文化治理范式主要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是基于大众传播时代特征所构建起的治理体系，与当时的全球传播与治理秩序相适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治理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近两年，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对全球传播与治理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过去大众传播时代的治理范式难以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传播与治理需要。“智能传播带来人类信息传播范式的根本转变，也意味着旧有治理范式的失效和缺失。”[15]如今，亟待形成更加适应智能时代特征的文化治理新范式，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文化治理格局。
智能时代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治理范式的转变，与传播模式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在大众传播时代，主要以大众传媒为主体建构传播范式。而到了智能传播时代，范式建构主体更迭为数字媒体、人工智能体等。“人类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模式。”[16]从大众媒体到人工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也从过去以硅谷人工智能模式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模式转变为以DeepSeek模式为代表的全球普惠模式，技术底座与人工智能模式维度的变化带来文化治理模式基础硬件条件的变迁。在“技术-传播-社会”的基础架构下，技术变迁无疑会影响社会传播机制与运作方式，进而引发传播范式的变迁，推动未来治理范式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式变迁的过程中，文化治理主体也从过去大众传播时代中心化、集中式且具有单向权威性的“政府-媒体”的双重治理主体，转变为智能传播时代分布式的“政府-平台-算法-人工智能-用户”的多方治理主体，进而推进整体文化治理范式的变革。同时，随着内容生成方式从过去传统的以PGC（专业生产）、UGC（用户生产）为主转化为智能时代以DGC（数据生产）、AIGC（人工智能生产）为主，文化治理也更加注重对于算法和智能体的风险管控。文化治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逐步由过去对显性内容的规制转变为现在对隐性内容的识别。大众传播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信息治理过程中，主要依靠人工审核、识别等方式，按照固有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来对显现的风险内容进行识别和删除，从而实现对有风险内容传播的管控。而到了智能传播时代，除了显性风险以外，还隐藏着更多难以以人工审核的方式来规避的隐性风险。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的过程中，深度伪造技术突飞猛进，通过传统人工审核的方式难以准确辨别一些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和虚假信息。在此过程中，需要形成新的文化治理范式，通过借助算法和大语言模型对相关伪造内容进行识别和快速排查，从而阻止风险内容的大面积传播扩散。
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发展与通用智能体的快速涌现，驱动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浪潮向前涌进，重塑着文化治理格局。DeepSeek的出现意味着智能传播进入新的阶段，它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不仅仅意味着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更对智能时代文化治理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DeepSeek技术引发的市场对高昂研发成本与潜在收益的再评估，以及对新兴开源模型冲击现有商业模式的预期，共同引发了市场动荡，导致欧美科技股市值蒸发高达1.2万亿美元。这一技术创新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治理“西强东弱”的格局，推进全球文化治理和信息流动秩序的重建。具体言之，DeepSeek凭借开源模式的优势，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门槛。通过给全球开发者提供可自由使用和分发的模型，促进人工智能服务的可及性，实现各国共享智能红利。DeepSeek所开启的新模式进一步推进技术的平等化，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基础框架，使其在智能传播时代，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能融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
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托对高端芯片和云计算平台的强大垄断能力，长期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置于算法和算力的被动地位”。[17]过去由于无法掌握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以及受到全球政治资本市场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处在技术发展的边缘位置。DeepSeek所带来的技术普惠，进一步提升文化的包容性，打破了西方对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和算法的垄断，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高端芯片和算力的依赖，并使西方在全球文化治理过程中开始关注不同国家的多样化文化表达，重塑全球文化传播格局。DeepSeek以技术赋能的方式，对西方的技术和文化霸权作出有力回击，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打破自大众传播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传播格局，让更加多样的文化在全球得以传播。这不仅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掌握并强化自身的“数智主权”，也成功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主流化的方式助力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建设，有利于构建更加多样、开放、包容的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格局。
通过对比大众时代与智能时代的文化治理范式（见表1），可以看出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变迁，不仅是因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格局转变，更在于传播与治理逻辑上的突破。“通用人工智能促进了智能互联时代的到来，智能传播进入主流，过往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在遭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去中心化逻辑冲击后，进一步被智能逻辑突破。”[18]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逻辑主要是单向的、由中心向边缘扩散，而在智能传播时代，传播逻辑是多向的、去中心化的。基于传播逻辑的变化，在文化治理逻辑中，大众传播时代主要是将技术作为工具，以控制文化内容、传播渠道的方式来实现对于文化的治理。而在智能传播时代则是将技术作为治理的主体，通过协同与引导的方式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内容生态的健康发展。在此逻辑基础上建立的新的文化治理范式，改变过去大众传播时代以西方主流文化为主导的单一性文化形态。尤其是DeepSeek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普惠性让越来越多文化主体能够拥有话语权，让边缘文化获得传播机会。在进行文化治理的过程中，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也能进一步减少全球文化偏见，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从而促进全球文化治理生态可持续健康发展。这种传播与治理逻辑上的突破，既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智能时代文化治理需求与文化生态变化的映射。
毫无疑问，DeepSeek开源、普惠、包容的技术理念，为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为更多国家带来了提升技术自主性和参与文化治理的机遇。由中国自主创新研发的DeepSeek重塑全球“技术权力”结构，也让中国在智能时代的全球文化治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并在实现自身技术自主的同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技术主权”，推进完善未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技术的“狂飙突进”下，全球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可能引发新的文明冲突。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引导下，完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成为促进全球善治的重要维度，各国需构建更加符合智能时代发展规律的国际合作治理机制，在共同参与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新全球文化治理秩序，平衡与协调各国之间的文化利益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各国与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联结不同国家与民族、链接多元利益与梦想的新文化形态。”[19]在不同国家与地域文化进行碰撞、融通的过程中，新范式的建立也亟须各国在共同联结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脉络，推动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推动智能时代文化治理朝着更加多样化、公平化与可持续化的方向演进。
智能时代中国的治理对策：平衡、创新与全球领导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在智能时代的治理对策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深远影响。
发展层面，坚持技术赋能与文化主权的双轨协同。中国将技术自主视为智能时代发展的核心战略，注重基础设施的自主化建设。[20]以中兴通讯的AiCube智能边缘计算平台为例，其通过本地化算力部署与端到端加密技术，实现了数据处理的高效性与安全性。此类国产化方案不仅降低了对外部技术依赖的风险，还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TC260-003）等技术标准，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存储、传输的全生命周期防护体系。此外，“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枢纽建设应运而生，预示我国数据运行能力、计算能力的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代表我国已拥有可接收文化生产、服务和治理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要素的数据集成平台。[21]在技术标准领域，中国率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成为全球首个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门立法。该法规不仅确立了多模态内容溯源、算法透明度等技术规范，还通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伦理认证机制的全球化。比如，中国主导的“多模态内容数字水印”技术已被纳入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推荐标准，为跨境内容治理提供可验证的技术路径。这种“标准先行”的策略，既确保技术发展的伦理边界，又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安全层面，致力于构建动态适应性治理框架。一方面，建立风险分级响应机制，实施精准场景化治理。采用“分类监管、动态调整”的治理模式，针对不同场景设定差异化治理强度：追求算法的相对安全、建立“企业—行业—政府”的多样治理路径、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体行为分层治理，逐步建立起能够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安全风险的治理体系。[22]另一方面，为防止技术失控，还应在政治敏感、公共安全等领域建立人工干预的强制性要求。技术失控“本质是缺少人文精神制衡的科技乌托邦主义诱发的技术失控所产生的文化风险”，[23]因此，网络内容审核系统需保留人工复核节点，对涉及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等议题的内容实施全链路追踪与干预。这种“人机协同”机制既利用人工智能的效率优势，又通过人类价值观的介入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2025年发布的《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进一步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服务必须设置人工紧急制动开关，凸显了“技术为人服务”的治理哲学。
理念层面，加快形成并不断提升“生成式软实力”。“生成式软实力”即通过智能技术生成和传播文化内容，形成一种更具开放性、去中心化和灵活多样的软实力。[24]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能够快速生成和传播文化内容，使文化治理更加精准和高效。可以说，“生成式软实力”在传播文化内容的过程中，凭借其传播的实时性和全球性能够迅速覆盖广泛的受众群体，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此外，“生成式软实力”不仅能够快速响应社会变化和用户需求，还能够通过智能技术实现文化内容的持续创新和优化。文化治理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创新治理理念和方法，培育和引导“生成式软实力”的发展。从具体路径而言，文化治理应充分利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提升文化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比如，通过数据分析了解民众的文化需求和偏好，制定个性化的文化政策和供给策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化内容的创作和传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全球层面，坚持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文化治理观。全球开放、一体化的实时传播格局已日渐成型，文化治理更需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一方面，应加强多方合作（如南南合作），以推动技术平权与发展鸿沟的弥合，[25]争取从技术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中国通过DeepSeek等开源平台向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技术资源，如为广大国家提供低代码开发工具包与预训练模型库，帮助非洲国家构建本地化的疾病预测系统。在2024年联合国通过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中国推动将技术转移条款纳入框架，143个国家参加了决议联署，这表明该方案已获得广泛认同。此类实践与“数字丝绸之路”服务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彰显了文化交流的“和合”特质，推动了优秀文化的“送出去”与“迎进来”。[26]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建设。2024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倡导建立技术共享平台与风险共担机制，主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框架下制定《智能传播治理公约》。这一路径不仅规避西方主导的“小圈子”治理模式缺陷，还通过引入“发展权优先”原则，确保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标准制定。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明确反对技术霸权，强调治理规则应兼顾技术创新与普惠发展。
总之，智能时代中国的文化治理对策，需体现全球视野下“发展中治理”的独特智慧：既通过本土化部署维护文化主权，又以动态框架适应技术迭代；既在国内构建安全防线，又在全球推动规则重塑。这种平衡哲学的背后，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技术发展不应成为零和博弈的工具，而应成为增进共同福祉的桥梁。未来，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有望在技术伦理、标准互认、能力建设三大领域贡献更多“东方智慧”。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融媒体环境下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现代治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321；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顾烨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董丽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方兴东：《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2日，第13版。
[2]《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2015年12月16日，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JSn9u。
[3]邓观鹏、顾友仁：《算法殖民：西方意识形态算法化统治的审视与批判》，《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4]J. Zhang and J. Xu,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scent of a Porous Curta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1, 14(3).
[5]王飞跃：《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人民论坛》，2025年第2期。
[6]程乐：《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势、挑战与展望》，《人民论坛》，2024年第2期。
[7][16]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
[8]唐润华、何国平：《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9]顾烨烨、钟祥铭、方兴东：《互联网元架构：数字共通的技术逻辑与价值基础》，《现代出版》，2025年第1期。
[10]令小雄：《DeepSeek开启后ChatGPT时代——基于数字范式革新及其运演哲思》，《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11]夏文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2]《Meta AI首席科学家杨立昆谈DeepSeek：不是中国AI超越美国 而是开源模型超越专有模型》，2025年1月27日，https://tech.ifeng.com/c/8gU1bvliB26。
[13]段玉聪：《抢占AI话语权：DeepSeek的技术优势、战略布局与未来生态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14]唐润华、何国平：《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5]钟祥铭、方兴东、顾烨烨：《ChatGPT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
[17]《史安斌、郑恩：DeepSeek助力“全球南方”强化“数智主权”》，2025年2月24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LbqgA3V0Nl。
[18]喻国明、苏芳：《范式重构、人机共融与技术伴随：智能传播时代理解人机关系的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4期。
[19]熊李力：《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看实现全球善治的可能维度》，《人民论坛》，2023年第10期。
[20]方兴东、王奔、钟祥铭：《无尽的前沿：2024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从人类传播走向人机融合传播的知识探索与边界拓展》，《青年记者》，2025年第1期。
[21]贺秉花、杨九龙：《“东数西算”背景下公共文化数据管理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2期。
[22]张旭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安全风险及治理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23]常江：《技术失控与文化风险：数字媒体生态的三重悖论》，《当代传播》，2024年第1期。
[24]方兴东、何可、林宇阳：《DeepSeek与生成式软实力崛起——国家软实力的新范式、新内涵和新趋势》，《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5期。
[25]江时学：《南南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贡献——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7期。
[26]张志忠、张泽润：《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和合”特质》，《河北学刊》，2025年第2期。
The Paradigm Shif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Fang Xingdong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challenge existing cult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paradigms,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regulatory failure, inaccurate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los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emergence of DeepSeek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mainstream st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flow and commonality of global information, and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radigm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On the one hand, DeepSeek breaks down cultural barriers in the form of inclus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other hand, DeepSeek meets the needs of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rough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paradigm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dual track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 strive to build a dynamic adap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generative soft-power", adhere to an open, inclusive, and universal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concept,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a new paradigm for future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DeepSeek, governance in the cultural fiel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cyber governance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