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
记者 肖昊宸
以财政资金为基本研究对象的财政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学科。财政学理论科学与否，对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构建根植于中国财政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构建中国财政理论有实践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
李俊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而把财政以及财政学科提升到了关系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综合性与战略性高度。而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只是将财政活动视为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财政学科视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二级”学科，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与此同时，财政职能通常也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基于纠正市场失灵的需要，被概括为“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三项职能。财政学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如此概括，显然失之狭隘。我国财政改革的实践表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非简单的、一般意义的经济范畴。在此背景下，如果依然用西方财政学有关政府财政“三个职能”的理论，则无法解释我国政府财政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的职能作用。这些职能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领域。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财政活动必然跨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因此，财政学应当是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和范式于一体的科学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就是要构建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财政科学。这意味着财政学首先必须是普适性的科学，必须对财政一般现象（相对于个别现象）具有解释能力，对财政一般规律具有描述能力和探索能力，进而对财政一般现象的发展趋势具有预测力。而这样的财政科学必须根植于具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财政实践，必须通过对这些财政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梳理，方能获得认识财政活动一般规律的方法。
我国目前流行的财政学理论，实际上是根植于二战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财政实践的一种理论。它是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色的财政理论，并且是被严重“经济学化”的财政理论。这种财政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财政现象，也不可能科学客观地揭示财政实现“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历史使命的规律，更不能对其发展趋势给出准确、恰当的预测。
当今我国不仅亟须构建具有足够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而且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财政实践，为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探索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与制度，继而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差别的“财政包干体制”。今天我国正在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制度，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当代财政改革实验场”。这些中国实践为构建具有科学解释力、立足中国服务世界的中国气派财政科学理论准备了可能性条件，使得我国学术界有能力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和学科体系创新，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财政科学理论。
西方主流理论基石存在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需要反思盛行于世的西方财政学理论。您认为西方财政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何在？
李俊生：当前西方主流财政学理论是以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财政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理论之上的。它认为市场上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是二元对立关系，政府需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发挥“干预者”与“纠错者”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主流财政学理论基石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矛盾。首先，当代主流财政学从市场失灵理论出发，从逻辑上论述政府与财政的存在必要性，进而推导出解释财政现象的方法和分析范式。然而从逻辑上看，这种推理是不科学的，因为从市场失灵并不能推导出财政现象产生的必然性。从财政史上看，财政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早于现代意义市场的出现。从理论依据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还是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契约论”，都没有得出因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才需要国家、财政和政府的结论。
其次，政府的财政行为目标与市场上的私人部门的行为目标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这种目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社会特征。而后者是为了满足企业或者私人的个别需要，这种目标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特征。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石的当代主流财政学理论，把政府的财政行为定义为“纠正市场失灵”经济范畴的做法，显然混淆了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行为目标。因此，其科学性就令人质疑。而过于“经济学化”的财政学理论，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严重误导。20世纪30年代，带有凯恩斯主义浓厚色彩的财政政策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对美国等国家的经济走出泥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国家均出现了以“停滞与膨胀”并存为特征的经济衰退。这表明，主流财政理论作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由于缺乏基本的预测力，误导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财政理论范式依然如故，发端于美国的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与此密切相关。当代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不仅对现代史上若干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负有理论误导的责任，而且也无力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