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场革命：从现代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蔓延
从现代建国与革命的关联史来看，革命首先是先发现代国家据以诞生的特殊政治转变模式，然后才成为后发现代国家建国的基本方式。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形式，先发国家的革命或者有条件模仿这一革命形式的国家，都不会累积过多而难以消化的革命因素；因此，即使发生革命，也都是可以控制范围和烈度的革命。后发国家的革命，不仅是因于国内集聚现代国家要素的突兀对峙情形，而且也限于对先发现代国家革命的模仿。在原生革命与模仿革命之间，不仅在结构上迥异，而且在功能上也截然不同。
五场革命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继起的特点，在革命范围上显现出越来越广泛的扩大化趋势，在革命采用的手段上体现出越来越激烈的特征，在革命的目标上表现出越来越宏大的征兆，在革命的后果上浮现出越来越超出革命群体控制能力的特性。
正是因为如此，五场革命似乎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革命话题中等量齐观，但这并不等于说五场革命就没有可以比较的理由。如果人们试图将五场革命放置在一个参照系中评价，那就必须首先找到这五场革命的共同点。从五场革命的目标上，人们确实可以发现，发生于英国、美国、法国的三场革命，最高目标是要建立现代立宪民主的政治机制，而俄国与中国发起的后两场革命，最低目标也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以抵制帝国主义的入侵，或变成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被瓜分和剥削的一部分。
不过后两场革命还为自己设定了中期、长期和最高目标：分别将持续不断的革命安顿在争取国家发达，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人性齐头并进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最后进入高度发达的、消灭了阶级与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在革命的最高目标上，无法对五场革命进行比较，因为前三场革命缺乏相关目标设定。因此，只能将五场革命放置在低端目标上加以比较分析。在这一点上，五场革命才在实际的现代建国绩效中体现出可比性意义上的差异性。
与前三场革命不一样，后两场革命所在的国家，乃是相对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洲际隶属关系，是意图指明，作为欧洲一亚洲国家的俄国，尽管属于其所认同的欧洲地域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现代工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观念的传播、接受和消化，远远超过后起的亚洲国家。隶属亚洲国家的中国，其现代成长历史甚为短暂，现代要素的积累明显薄弱，传统国家的拖累显著沉重，现代转变的难度明显更大。
俄国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直接产儿，这不仅是从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意义上讲的，这一战争让俄国在血与火的现代接触中，领略了何谓现代；而且是从俄国自身的现代发展接受法国现代理念的意义上讲的。尽管后一方面所谓的接受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释的法国理念。而中国一向被视为是仿效俄国革命的产物，尽管这样的断定多少忽略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
不过，国际学术界似乎习惯于“根据法国革命解释俄国革命，或根据俄国革命解释中国革命”。这样的研究习惯提示人们，法国革命对后两场革命所具有的示范效应。但后两场革命除开在现代理念的局部来源上直接搭挂上法国大革命之外，在革命试图同时实现社会风气净化与政治权力重建的目标上相似以外，二者革命的本质属性，有着重大的差异：俄国革命乃是一场国家主义者—发展型革命复加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在完成政权重建之前，基本上是一场民族解放式革命；完成革命后，具有一种类似俄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意涵。
两场革命所依托的国家先进与落后的发展态势，明显不同。但恰如论者指出的那样，以法国大革命为中间点，甚至是连接点，可以通观它之后发生的两场革命所具有的高度关联性。“法国与中国革命——是我比较的三个案例中的两‘极’——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它们之间作为对比的时空和文化背景所显示的那么大：法国革命与早期欧洲自由主义革命的相似性没有那么多，中国革命与第三世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革命的相似性也没有那么多。
法国革命实际上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明显有别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而更类似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农民的反叛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革命的政治后果是更为集权、官僚化，而不是建立一套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政体。至于中国革命，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20世纪中期新国家建立的革命，从它自己的历史时期来看似乎是太短视了。
中国曾经拥有一套帝国性旧制度，其文化与政治史可追溯到几百年以前。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革命，最初始于1911年上层阶级反对专制君主制国家，不像法国那样始于贵族的反叛。此外，中国革命最终导致了一个发展导向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更类似于革命后的苏联政权而不是当代的第三世界的非共产主义政府。”
革命建国的特征
现代建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五场革命，大致归为两种类型：前三场“资产阶级”革命和后两场“社会主义”革命。五场革命，建构起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类国家，立定在两种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之上：民族一国家（nation state)和政党一国家(party state)。前一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是立宪民主国家；后一国家的规范形式，还有待呈现。
撇开五场革命各自的直接成就和间接后果不论，仅从这五场革命本身来看，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值得归纳总结。需要确认的是，五场革命所呈现的革命运动与现代建国关联的具体特征，明显是不同的。不过，先按下这些不同不表，对五场革命在五个国家呈现出来的共同性进行描述分析。之所以需要勾画五场革命的共同性，乃是因它们都是重大现代事件；人们只要试图理解现代，就必须理解这五场体现现代性特质的革命运动。在它们据以发生的具体理由背后，隐隐约约让人觉察有些共同的东西，这正是驱使五场革命发生的深层理由。
以革命手段实现现代建国，也许是理解五场革命的最大公约数，但这似乎不足以完整呈现五场革命的共同性。因为以革命建国，只是在直接目的上展现出来的共同点，何以五个国家乃至几乎所有国家都免不了一场革命，现代国家的轮廓才有望清晰地呈现出来呢？经此一问，可以省悟，即使要以革命和建国的关联来说明五场革命的共同性，也需要进一步分析。
循此思路，我们只能从革命的形式结构上勾画其共同性。所谓从形式上勾画五场革命的共同性，不是完全撇开其实质结构、仅着眼于现象上类似的地方进行描述；而是不拘执于五场革命的具体动机、实际过程和最终目标，仅就它们结构上的共同点进行归纳，以助人理解五场革命何以都是性质相同的“现代”事件。
首先，五场革命的直接目的都是建构现代国家。五个国家对现代国家的体认，在五个不同群体之间相当不同；但针对旧制度、老官僚展开的革命行动，都指向了现代建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因为这五个国家在革命之际，都处于一个旧的国家权力体制试图压制新的国家体制的状态一一英国的王权专制，已经无法与新生的国家机制并存。
后者的革命诉求趋于激进，就更是无法忍受前者的高压。英国光荣革命之肇始于内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掌握国家权力的旧制度人格载体，是绝对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便当时的英国，已经积累现代国家要素既久且厚，但临门一脚还得仰仗革命，才能实现国家权力的交替，让新生的现代国家呱呱坠地。美国人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压力，来自宗主国而非殖民者，且恰恰是殖民地试图摆脱宗主国的压榨，成为一场革命的直接动力。这让美国革命带有了民族建设与国家建构的双关意味。
绵延数年的独立战争表明，美国无法免于一场革命而顺畅地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革命，在美国仍然成为启动现代国家闸口的强大动力。正是由于支持美国革命的法国人，看到了革命建国的强大驱动力量，因此在法国国内矛盾丛生，帝制运作绩效低下且致力搜刮掠夺，第一、二等级对第三等级态度傲慢，以至于让第三等级充满极端的政治不满，具有掀起一场革命的高昂热情和投入革命的积极行动愿望。法国要进入现代国家队伍，非经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不足以成事。
俄国革命的发生，也正是由于国内迅速积累的现代因素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发生巨大冲突。即便这样的对立性因素很大可能是积累在旧制度的总体代表者和新国家的观念人物之间，但也足以让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一场骤急的革命洗礼。当时的俄国，从整体上讲，处在帝制与农奴经济的僵局，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让工业化的阶级阶层载体与沙俄帝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样的体制矛盾，让俄国人在接触西欧的现代文明之余，心生学习西方与超越西方的畸形压力。
而这种畸形的社会心理，投射在沙俄当局身上，变成了对牺牲革命力量想方设法的镇压。1905年的革命，就已经预设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俄国国内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以颠覆沙皇制度、打造崭新国家机器为目的的1917年革命，成为催生新国家的“助产士”。革命催生了一个新俄国。中国革命就更是在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的情况下发生和演变的。
革命建国的理念，无论是在孙中山那里，还是在毛泽东那里，都得到了自觉的表述。只是由于论题主要限定在西方政治家技艺传统上，就不对中国革命进行深入讨论了。新旧国家交替之所以必须借重革命，就是因为谁掌握国家权力的总体性归属，是没有兼容性的，分别代表新旧国家机器的新旧政治家只能诉诸革命，一决高下、一定进退。这也正是五场革命都呈现出政治家攻防胜败、各擅胜场技艺的精彩地方。
其次，现代建国在革命形式上也有它的共同性。所谓革命形式上的共同性，是指五场革命都曾通过血雨腥风的暴力斗争展开革命过程。人们常常认为英国人很温和，讨论英国革命也仅着眼于“光荣革命”，不谈1640年的暴力革命，且将之视为英国内战。这是对英国革命总体进程的人为切割。
即便克伦威尔领导的流血革命算作英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可以说明，光荣革命之发生，是少不了一场血腥的、推动国家权力新旧机制更替的序幕的。只不过由于英国积累现代国家的要素，既是渐进的，又是大致和平的。因此，整个国家甚少嗜血者煽动的余地，人们普遍对血腥革命没有好感，甚至是加以拒斥的。故而作为英国光荣革命前史的流血革命，就此丧失了纳入革命史的理由。但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建构现代国家完全是兵不血刃、刀枪入库的宁静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1642—1646年的英国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英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局，人们就无法理解英国何以会出现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起的美国革命，在12州代表汇集费城制定宪法之前，整个独立战争之血腥、牺牲之众多、战事之胶着、外交之纵横，都十分引人瞩目。革命独立战争经年累月，代价沉重。“从列克星敦的第一枪算起，战事共经历了八个年头。在这一场冲突中，有二十五万美国人此起彼伏地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拿起武器来为自由而战斗。”但美国人以流血流汗展开的独立战争，确实开创了一个革命建国的新局面。
这一局面，正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赞许的以自由立国的崭新“开端”。法国大革命的风雷激荡、人头落地，成为这场旨在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运动最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而俄国革命就更是工农暴力革命的典型，毋庸多言。革命的政治家们对暴力从排斥到颂扬，也可以让人们从中窥视政治家在持有不同革命立场时，对革命建国引入暴力所持有的疑惧或拥抱态度。不过，确实没有绝对排斥暴力革命的现代建国者。这是革命必定先期确立敌我阵营所注定的事情，加之旧制度与革命之间围绕权力归属，甚少调和余地；于是，流血革命的出场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再次，五场革命在社会动员机制上也呈现出某种共同特性——底层动员，似乎是革命建国所必不可少的功夫。无疑，这种动员的幅度和程度有明显的差异。但现代的革命建国，无论是经过长期累积起来的现代国家因素的最后建国行动，还是经过一次性暴烈革命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都有一个明显的底层社会动员过程。
英国革命的底层社会动员，不是一个迅疾的社会动荡所激发的状态，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变迁过程。因此，进入实际的革命过程，也就是从所谓内战阶段到光荣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有出现此后革命建国的那些国度必不可免的社会震荡。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革命建国，就完全没有底层的社会动员。如果说这一动员存在于长期的剥夺底层社会，因此让整个英国社会一直浮荡着改变现状的公众意欲之中，那么在革命时期，内战卷入的民众之多，完全超出古代英国任何一个时期。
在王党与议会党之间的高层争执中，双方都在书刊检查制度中止以后，出版了大量各自张扬和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读者，自然是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分子。小册子将几乎所有英国遭遇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主题，如法律、税收、臣民、自由、宗教、土地、贸易、官府和财产等。
在这种氛围中，权力从国王和贵族手中转移到平民手里的革命，似乎无以避免。其中，尤以掘地派的兴起，说明英国革命中底层社会动员的效果。激进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革命动员搅动底层社会的直接反映。权利哲学，在革命中成为完全取代权力哲学的社会思潮运动趋势。即便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是在威廉和玛丽发表了一份《权利法案》后才让他们接受王位的。可见革命的社会动员已经形成了制约革命建国走向的现代政治气氛。
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底层动员，可以从独立战争时期鼓吹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以及革命中和后革命阶段立宪建国的两个角度加以了解。就前者而言，独立战争前夕，以狂热的献身精神、捐献出所有身家支持独立革命的人士，就煽动人们对英国不满的情绪，并安排暴民游行示威，敦促殖民地议会蔑视英国议会的权威。而就“波士顿大屠杀”案所做的文章，就更是具有掀起仇英民情的效果。崩克山战斗后大陆会议制定的殖民地自由权利宣言初稿，简直就是一份激发民众抗英的檄文。
尽管后来的修改稿将威胁与妥协塞进了同一个文件，但动员社会的基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此后的立宪，尽管是12州的代表激烈争吵、往复协商的结果，但《联邦党人文集》的出现，旨在向公众阐释新宪法的精神，普及革命后立宪建国的基本精神，帮助公众理解宪法条规的含义，促成公众形成立宪建国的共识，显而易见地是一次社会动员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动员是最令人瞩目的。对此，托克维尔的分析是最到位的。他指出，法国大革命中之所以文人政治思维泛滥，就是因为文人们以竭力煽情的笔触，炮制漫天飞舞的政治小册子，制造大革命的精神氛围。这是一种拒斥自由、只求民主，拒绝责任、张扬情绪，只计动机、不问后果的社会观念意象。
文人们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但却有极为高昂的政治热情；文人们没有具体的政治能力，但却有不可遏制的抽象政治热衷；文人们没有起码的规则意识，但绝对不乏随意创新的飞扬意绪；文人们没有创制制度的打算，但却基于普遍思想着力于不受限制的创新。在这样一批人的肆意煽动下，法国人完全进入一种情绪失控的政治兴奋状态，革命确实成为一把扫荡一切的大扫帚。
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动员方式，预制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底层动员模式。由于马克思主义对理论掌握群众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效用的高度重视，后两次革命中的宣传风暴，以及由此掀起的革命惊涛骇浪，与法国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革命的发展方向总是寻求权力转移、回归秩序状态。五场革命本身，都是摧毁旧有秩序、建国新兴国家的尝试。无疑，不管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法国的大革命，抑或是苏俄的十月革命，宣告旧秩序的终结，是革命之所以发生的直接动力和当下成就。但短暂的英国革命、绵长的法国革命、持续的俄国革命，都不以革命自身为目的，而以权力的转移、秩序的恢复为基本指向。
从前述英国革命中可以得知，即使掀起了流血暴力行动、砍掉了国王脑袋的内战领袖，也不愿意用暴力方法对付同胞。克伦威尔对秩序的追求，导致他对革命失序即无政府主义的担忧，力图回归秩序井然的政治状态。加之克伦威尔同时代一班政治领袖对君主立宪秩序的偏好，已经预制了光荣革命之确立虚君共和政体的妥协结果。美国革命后，英国与美国的妥协，美国国内各州代表的妥协，宪法的制定，立宪政治的兴起，更是一以贯之的政治变迁后果。
法国大革命后，国家进入绵长的动荡不安状态。以至于拿破仑不得不以帝制的铁腕来恢复秩序。这一方面证明了即便是风急浪高的法国大革命，也免不了被秩序重建的后革命定律所约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本身绝对不是革命目的之所在，革命不能以革命为归宿，而必须以秩序重建为目的。
在革命摧毁了旧政权的情况下，革命者必须建构适合于国家需要的新机制，以便将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来。否则，革命就会成为一个国家无以终止的政治灾难。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恢复秩序的用时很长，曲折甚多。但恢复秩序的总体社会趋势则从未改变。法国最终落定在立宪民主政体平台上，也证明法国没有掉入循环革命的陷阱。
由于苏俄将革命的目标确定得非常高远，不仅试图由此建构一个全新的国家机制，而且希望进一步取得消灭国家，进入无国家社会的理想成就。因此，革命本身就处于一种无法达成过于高远目标的悬浮状态。革命打乱了人心秩序和政治秩序，但革命本身无力凸显全新的人心秩序与政治架构。
但这并不意味着持续革命情境中，就全无秩序追求，只不过这样的革命秩序是一种僭称的秩序而已：苏俄长期以持续革命本身作为秩序建构的替代品，来满足维持国家政权所必须的秩序需求。就此可以断定，即便是苏俄这种陷入持续革命不能自拔，甚至是以伪装的一轮又一轮“革命”来掩饰革命的败局，但还是逃不出必须恢复秩序的后革命命运。
尽管五场革命呈现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共同性，并以这种共同性体现出五场革命之作为现代事件的本质属性。但很显然，五场革命毕竟是“五场”革命，这不仅是从革命的时空区隔上可以认知的不同革命运动，而且是从革命的实质结构上得到类型差异辨认的理由。
在五场革命的渐次蔓延过程中，革命建国的目的性差异明显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以至于根据其共同性的叙述，很容易辨认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以法国革命为转捩点，从一半法国革命向前位移，两场半革命（全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一半的法国革命）属于有限革命，着眼点落在现代建国上，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革命着意凸显的旨趣；另两场半革命（一半的法国革命、整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属于无限革命，直接的着眼点在以新政权取代旧国家，但革命的目标已经越出了一般意义上催生现代国家的范围，而落在建构理想社会的高远目标上，革命就此成为一种常态。以这样的归类而言，分析五场革命，完全可以简化为英美革命、法国革命，苏俄与中国革命三个类型。
前述共同性，实际上已经体现出这样的分类分析趣味。由于革命建国的世界史描述与分析，常常着重于阐释五场革命的差异性，因此，笔者刻意对弱论题进行了强叙述。在强势叙述五场革命的共同性之后，还必须撮要指出一般叙述五场革命常强调的差异性。这既是叙述完整性的要求，也是分析革命导出的现代世界各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差异之必须。
首先，从五场革命各自的历史结构上看，它们分别是五个国家建构现代国家历史处境的产物。历史故事毋庸多言。紧要的是五场革命从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的蔓延，不只是一个事实指认问题，更是一个关涉革命性质变化动力的因果凸显。正是由于后发国家借革命一步登天的想象主导了后期两场半革命，革命不仅受到其既定的历史处境的制约，而且也受到革命想象的后续历史复杂呈现的决定。这正是五国发展的历史呈现如此巨大差异的缘故所在。
其次，从五场革命的实质结构上看，它们所追求的革命目标具有建构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建构阶级支配的国家并走向最终消灭国家的不同结构。由于设定的革命目标差异巨大到无法将之归为一类社会变迁形态，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分类，已经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南辕北辙的革命运动，将先期的两场半革命的建国实绩推向了发展高峰，后期的两场半革命将其建国的实际效果约制在了低度发展的水平。
再次，从五场革命的形式差异上看，它们具有借助政治革命完成国家转型，与借助社会革命重构整个国家一社会体系的不同。前一类型的革命，引入暴力有限，后革命的妥协余地较大；后一类型的革命，充分引入暴力因素，而且后续革命中以国家暴力作为直接动力，结果让国家无法达成必要的妥协。一种决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让国家一直处在自我解体的危机之中。革命不仅丧失了它最初的目标，而且几乎丧失了一切目标。革命仅在革命自身的不断变动中制造继续革命的理由。
又次，从五场革命的绵延进程上看，它们具有短暂的建构现代国家的革命，以及长期处在革命情形之中而无法自拔的差异。前两场半革命的那半场法国革命，已经呈现出短暂革命向长期革命演变的苗头，但毕竟最终还是落实了革命建国的目标。后两场半革命导向了无法终结的革命，绵延时间之长，需要以世纪的尺度来丈量。即便如此，主要体现这种无限延长的革命国度如俄国，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革命建国的问题，革命最终以破产宣告终结。
最后，从五场革命的建国后果上看，它们具有成功建构形式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和难以建构规范国家的重大区别。所谓规范的现代国家，不是指某种固定范式的国家结构，而是指一种消解了民怨、实现了妥协、制定了宪法、确立了良序的国家结构。这样的国家结构，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