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革命是现代社会变迁最剧烈的方式。现代建国与现代革命内在联系在一起，现代建国的革命宿命因此定型。本文以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与中国五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共同性与差异性为视角，审视现代建国的革命动力机制，揭示革命运动与现代建国紧密关联的国际趋同特质。本文认为，若试图将革命重新收缩成致力建构现代立宪民主国家的有限度社会行动，必须在革命后适时启动后革命机制，促使国家走上以革命方式建构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真正让革命坐实它的既定规范目标。
对现代建国而言，告别革命、走向立宪、实行宪治，是一个革命不至于陷入恶性循环的递进过程。就此而言，革命后的告别革命，只有方式上的差别，而没有告别还是不告别革命的不同。拒绝告别革命，就无法真正走出导致革命的危机处境，就一直在为下一次革命准备条件。革命的效能终究是有限的。唯有那些有效地把革命限定在约束国家权力，促其依宪运作的目的上，革命才能真正奏效。
因此，革命必须落在和平、理性、有序、按周期进行权力更迭的直接目标上，革命也才能发挥建构现代国家的实际效用。革命不能单纯以好新鸯奇的心理去推动，更不能以幼稚的好高骛远心态去对待，而必须以务实的眼光去衡量、去规范。革命者必须尽一切所能地将革命收缩到政治权力领域之中，将肆意蔓延的革命洪流规范到建国的既定渠道中去。由此，革命与现代建国的积极关联，才能浮现出来，也才能确定下来。
革命是讨论现代建国必须重视的话题。这不仅因为革命总是发挥着最终成就现代建国的作用，而且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讲，政治家应对革命危机、稳定国家机制的尝试，也是展现政治家技艺的重要面相。
审视自1500年正式开启的现代建国的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动力蓄积已久，开始发挥全面挣脱传统国家的力量：一方面，传统国家的征服逻辑，仍然构成现代建国的世界历史画面，拿破仑的欧洲战争，是为明证；另一方面，英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受迫也好、主动应变也好，先后走上现代国家建构的轨道。不过，无论这些国家步入现代轨道的早晚，都经历过一场或激烈或温和的革命运动。在现代国家绵长萌芽、缓慢生长与豁然诞生之际，革命均可能成为它的“催产婆”。
革命“推翻既有秩序，与国家权力从一个领导集团向另一个领导集团的转移有关，也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激进重组有关。”它是现代国家最终成型的最强劲动力。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与中国五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与现代建国的关系来看，呈现出革命与现代建国的孪生关系。从五场革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视角，审视现代建国的革命动力机制，足以发现革命运动与现代建国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国际趋同特质。
现代建国似乎有一个革命宿命。通过革命搭建起来的国家架构，现代蕴含却是需要检验的。不同国家的革命，有其各自的不同导因、相异的历史背景、相别的历史合理性。不能否认革命的正当性，民众永远保有革命的天赋权利。只要国家政权不尊重人民主权，人民就有充分的理由革命。但关键的问题是，革命与建国的关联，需要革命坐实在解决现代建国的主题上。一旦国家在革命后失落了这一主题，革命归于失败。一场成功的革命，需要以现代建国的成就来标示。
现代建国的革命宿命
现代建国都是革命的结果。但革命的能指与所指，差异甚大。就革命的复杂指向而言，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现代革命都与现代建国联系在一起：或者使两者在动机上疏离，或者让两者在结果上对立。
从前者看，处在现代变迁的世界大势中，革命的动机就应当是建立现代国家。不过，将现代世界的主要革命运动稍加巡视，就可以知道，以建构现代国家为起点的革命，走向了千差万别的实际动力机制。尤其是革命成为仅限于自身正当性呈现形式的社会运动的时候，革命的动机就仅是为革命而革命。革命不仅没有革除旧的国家机制的弊端，还难改自身的积弊，陷入了幻象之中，无以自拔。
与此同时，陷入自身幻象的革命运动，将革命推到了一场社会变迁所不可企及的高度，试图以此作为人类进入绝对理想的政治状态的手段。从后者看，现代革命在形式上仅具有由暴力驱动的政权交替的共同性。在被视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直指现代建国的革命，并不在多数；只求进行政权变更，抑或是彻底打碎国家机器的革命，则占据革命的大多数。
革命本是促使新旧政权交替的剧烈社会变动，新之于旧，本应具有某些规范含义，即将传统的专制国家推进到立宪民主的新式国家；但不能不承认，在国家演进中发生的、具有这些规范含义的革命，为数甚少，尤其是当人们将这样的规范含义确定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的刚性意义上时，革命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简直就属于凤毛麟角。
致力于建构现代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在后果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因为与革命紧密相连的两个目标多半会出现方向相反的运动。
一是与国家权力体系重构的紧密关联。革命常常导致仅止于打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或坚决打碎旧政权、建立崭新权力机制的分野。这就为革命预设了国家权力建构的不同路向，必定造成不同类型革命运动的结构性差异。
二是与国家建构的社会根基改造相关。革命始终依赖于新旧政治家或相对和平，或极端暴力的政治博弈。一旦革命成为新政治家全情施展自己政治家技艺的社会手段，那么革命一定会无限扩展边界，将革命的对象从旧政治家转变成为社会的陈规陋习。于是，革命成为移风易俗、升华人性、驱人向善的道德净化过程。不同的革命运动呈现为完全歧义的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
现代国家之作为超越此前一切政治建构的、最复杂的政治社会，是社会一政治革命的产物。现代革命运动与建国的关系，具体投射在现代建国的三个重大时刻：国家应当统一、国家必须强大、国家必予规范。革命建国的政治领袖们总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但革命的结果，事实上总是很难在三个建国时刻的同时呈现上一蹴而就，一举实现现代建国目标。
这就意味着，现代建国总是会呈现其与革命相伴随的宿命：一个国家，当其处在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时，革命总是能够发出统一国家的强烈号令，让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们投入其中，或反对国家统一的内部敌人，或反对妨碍国家统一的外部敌对力量。当一个国家处在寻求强盛的关键时刻，需要聚集国家所需要的稀缺资源，革命又成为推动国家迅速强盛的动员手段，让国家的领导力量与普通成员投入移山填海的浩大运动之中，以此催生一个强大国家。当一个国家以革命实现了统一、走向了强盛，最后需要坐实在规范国家的平台上时，不动用革命的手段，似乎很难将国家推向一个规范状态。
此时的革命，要么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真正将国家落定在立宪民主的平台上；要么发挥摧毁革命机制的作用，让国家焕然一新，步入规范建国的轨道。总而言之，革命始终与现代建国的关键时刻相伴随，不仅会在现代建国的三个关键时刻之各个关键点上出现，也一直伴随现代建国三个关键时刻连续或间断呈现的全过程。革命与现代建国，就此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现代国家处于现代建国的革命宿命之中，逃不掉革命的命运呢？这里的所谓“革命”，因其与现代建国的关联，指的是社会政治领域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化，不是指宽泛意义上的革命。“革命”这个概念，在现代背景中使用得太普遍，以至于人们对诸如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社会革命、心理革命、精神革命、性革命这样的用法熟稔于心。与建国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与如此诸类的革命概念所指，大不一样。革命与现代建国的关联性，在革命上是指促成现代国家形式与规范结构的政治变迁，在国家形态上是指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跃迁。
国家的演进史告诉人们，步入现代阶段，传统的三个国家形态，从不同路径走向了现代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兴盛，究竟是不是由革命发生催化的作用，是一个需要单独描述与分析的问题。一个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现代国家现象是，每一个国家在创制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非经一场革命，便不足以挣脱传统国家形态，正式落定现代国家建制。
这首先是现代国家萌生、发育、壮大与正式降生的历史事实。对此，一个简略的回溯，就足以让人们承诺这一历史事实。一方面，所有现代国家确实依赖革命这个“催生婆”，尤其是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新生现代国家，更是完整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即便它最早呈现现代国家的轮廓，但由于这个国家没有浮现现代建国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没有足以造成一场催促现代国家降生的革命，结果这些国家不得不付出漫长的时间代价和曲折历程，才能建成相对规范的现代国家机制。这是两个高度相关的现代建国事实，需要在分别叙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由此凸显革命与现代建国的紧密相关性。
现代国家的兴起，具有两个切近的面相：
一是相对于挣脱基督教世界社会而起的民族国家面相；二是相对于国家及国家政治分权建制而起的立宪民主国家面相。
前者构成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后者构成现代国家的实质结构。一个规范的现代国家，两个面相，缺一不可。但现代国家兴起的世界史进程早已向人们表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呈现出现代国家的规范面相，不同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尝试，常常停留在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上面，而无法向前迈进。
仅从西方现代国家历史来看，如果先不计英国那样偿付极其漫长的时间代价，而慢工出细活式地创制第一个规范现代国家原型的话一这种不计，是因为英国创制现代国家的漫长前史，实在是过于“奢侈”，以至于其他国家完全无法想象重复相应进程；同时，也是因为英国处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之中，甚少让国家处于紧张的内外竞争环境，因此可以不紧不慢地聚集现代国家的要素，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将英国一下子推进现代国家的大门。
此外，引人瞩目的创制现代国家之国家历程，大多以欧洲大陆分利性国家的兴起为起点。像率先实现国家统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开辟出一个世界范围的发展天地的国家举动，就成为现代国家兴起的时间与事件标尺。
但葡、西两国甚少将掠夺来的资源投入现代国家建构，制度创新乏善可陈。葡萄牙的授权征服模式，让它在本国领土范围之外得到广袤的土地，哥伦布与达伽马在美洲和亚洲的征服，为葡国掠夺了大量财富。但不断的征服严重损害了葡国的肌体，在国际竞争中先是与西班牙平分天下，最后则败给了后者。
西班牙的崛起，稍后于葡萄牙。但当后者意识到殖民地能给国家带来大量财富之后，国家的野蛮掠夺行径足以跟葡萄牙一拼。这使西班牙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称霸当时的世界。但好景不长，随着西班牙国内矛盾的突出，国际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西班牙最终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
随后在17世纪崛起的荷兰，以其颇具天分的现代商业贸易能力，迅速成为欧洲最繁荣富庶的国家。但荷兰国内政治力量的不和，使其无以建构起一套现代国家制度，因此在对外竞争上逐渐乏力，迅速丧失大国地位。尽管荷兰人的现代建国理念与制度尝试，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朝现代国家方向迈进的力度与政体绩效，却不足以为国家立规，更不足以为现代世界垂范。可见，曾站在现代建国领先位置的葡、西、荷三国，由于缺少建国的革命因素，相应缺少促使现代国家豁然降生的一场革命，它们终于还是无法成为现代建国的样板。
只有在随后崛起的国家那里，国家内部集聚起来的现代国家革命要素，复加一场革命运动，现代国家的特质才得到鲜明凸显。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英国。一般认为，1215年英国贵族跟国王达成妥协，签署《大宪章》，是英国建构现代国家肇始的标志。
循此起点，英国经过漫长的现代国家要素积累过程，并在社会的点滴变迁中逐渐浮现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现代机制，最终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构造。
这不是说英国人在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特别有耐心，而是旨在言明英国人并不寻求突如其来的国家转机，他们完全是在不经意中逐渐累积现代国家要素的。不过，即便如此，英国人最终还是以一场从流血革命始、以光荣革命终的奇特革命，完成现代建国的任务。
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首先与它长期积累的现代国家要素具有密切关系，它所孵化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所累积的社会结构变革要素，所立定的打破集权之政治惯性，使“英格兰有了一个自治的、制度性的经济体系，伴随着活跃的市场、大量的商贸活动、发达的制造业底盘、货币的广泛使用、细致的劳动分工。
而且，英格兰有了一个统一的、自治的、广受尊重的法律体系。英格兰也有了一个与其他领域分立的政治体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于法律的君王、议会上下两院、下放到地方的权力、有效而又比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在陷入1640年流血革命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欧陆国家的现代国家了。由此可以断言，一个国家积累的促使其现代转轨的革命性因素，是让该国的国家建构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深厚土壤。
不过，即便如此，英国还是离不开一场革命，以便将国家推向规范现代国家的正轨：这是因为，一方面，“羊吃人”的市场经济暴力，显示出规范现代经济权力的必要，非经立宪民主革命，足以规范经济暴力的政治权力无以呈现；另一方面，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共生体系，必须清理出一个权力主次顺序，才足以使国家权力更为顺畅地运行。非经一场政治流血革命，不足以将国家权力落定在现代立宪民主政体平台之上。
1640年英国的流血革命，证明即便是像英国那样渐进积累现代国家要素且经已凸显现代国家轮廓的国度，也必不可免地借助短暂的流血革命实现权力交替。尽管这样短促的革命并没有实现君主制国家向虚君共和制国家的转变，但显然已经为1688年光荣革命出场，并成功实现国家现代转变准备了充分条件。
唯一无二的原生现代国家——英国，尚且需在现代要素经久积累的基础上，加上一场革命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将国家踢进现代大门。后发现代国家内部集聚的相互激烈冲突的现代国家要素，就更是无法自然理顺出一条步入现代国家的通途。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五场革命，就这么先后出台，书写了引人瞩目的革命建国世界史。
五场革命，卷入的人数，一场比一场多；激烈的程度，一场比一场惊心动魄。现代建国的世界史，何以会呈现这种革命的宿命？原因很简单，现代建国乃是一场全方位规范权力的政治变迁过程，这一变迁，充满了权力争夺的风险与规范权力的艰辛；因此，它同古代国家一样，非经革命，不足以重组权力。因此，凡涉国家权力的重组且遭遇新旧权力胶着而难决进退，革命就会登上历史舞台。这是现代建国与古代国家重建都会呈现革命宿命的最重要原因。不过，现代的革命建国与古代以革命重建国家，有着结构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