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世界领袖”。国联大辩论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虽然并不反对美国参与国际（欧洲）政治，但坚决反对美国承担起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保证国联会员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称“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履行这一任务”，实际上也反对威尔逊追求的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目标。国联大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实际上也就是拒绝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
（国联盟约的遭遇）
在20年代，美国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重要关头可以把美国排除在考虑之外”，它实际上“赢得了英国在滑铁卢战役至1914年间以及法国在此前一个世纪时间里所拥有的那种相对地位”。但是，在整个20年代，共和党政府奉行有限的国际主义政策，拒绝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沃伦·哈定总统在192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进步，这本身便表明，我们历来奉行不介入旧世界事务的政策确属明智之举”；美国“渴望在对文明进行道义领导方面获得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国不会承担确保其他国家安全的集体安全义务，美国不会“加入任何永久性的军事联盟”，“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诺”，美国“对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并不谋求左右旧世界的命运”。在哈定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国际社会的道义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殿堂”，“为全人类的自由和文明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哈定称，他也“认识到随着进步带来的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出现了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不是集体安全，不是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超级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军、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法院。哈定后来更是公开宣布其政府“明确地、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入国联的想法，……无论是从边门、后门还是地下室的门”。哈定的就职演说实际上确立了整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接替哈定的柯立芝总统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称，尽管美国会参与一系列维护和平的措施，但美国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独立”，“不会与旧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牵连”。
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战争。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更是极力回避领导世界走出危机和遏制极权主义扩张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从20年代有限的国际主义滑向全面的孤立主义。
经济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是唯一能在危机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实际上世界各国也对美国领导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寄予厚望。胡佛政府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许欧洲国家暂缓向美国偿付战债一年，呼吁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危机，但是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向是把美国从世界经济中脱离出来，“以便让已经在美国启动的有助于经济复兴的力量摆脱来自国外的阻碍性影响”。胡佛政府拒绝了欧洲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向欧洲国家提供贷款的建议，也拒绝了有关放弃保护性关税的要求。面对日本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破坏《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胡佛政府的反应与在经济领域的反应一样：拒绝在维护远东国际秩序中承担领导责任。尽管国务卿史汀生从国际秩序完整性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的行为，认为日本的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以扞卫条约的神圣性，但胡佛总统反对采取制裁措施，认为远东危机“主要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应主要由国联而不是美国来应对这一危机，美国的政策是与国联合作。胡佛称“这是美国政策的限度”。
1933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是威尔逊的追随者，在担任总统前被普遍认为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与威尔逊一样，罗斯福相信集体安全和自由贸易原则，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一战后曾积极活动，推动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加入国联。但是，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罗斯福深知，在美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国会和民众强烈反对美国卷入国际事务。他上台后不敢推行国际主义路线，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延续胡佛的政策，拒绝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缓解危机。1933年6月12日，由国联发起的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这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多边合作拯救世界经济的重要尝试，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美、英、法等国能否合作，恢复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国际汇率以及降低关税，以阻止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混乱。当美、英、法代表将要达成稳定汇率计划时，罗斯福向会议致信，宣称“对一个国家的繁荣而言，健全的国内经济体制是比其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比值更为重要的因素”，“暂时的汇率稳定”不是缓解经济危机的“正确答案”。这封被称为“晴天霹雳般的信件”实际上导致了会议的失败。1934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元贬值，由每盎司黄金兑换20.67美元降到每盎司35美元，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刺激出口。同时，美国政府还拒绝削减关税。这表明罗斯福政府并不想领导世界共同应对经济危机，而只想通过对经济和贸易的管制单独走出萧条。
经济史学家同意，华尔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大萧条的深度和危害的程度并非是不可控制的，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导致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社会错误的应对有关。美国最根本的失误是拒绝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担领导世界共同走出经济萧条的责任。很显然，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要想走出30年代的大危机，必需有强有力的领导国家来提供公共品，稳定世界经济。换言之，要想世界经济稳定，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就像一战前英国曾经做的那样。但是一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衰落的英国已经无力发挥世界性的领导作用，愿意把制定世界经济计划和领导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角色留给美国去扮演。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却拒绝扮演这一角色。著名经济史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对此评论说：
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这三个方面是：一，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三，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除非某些国家，像英国在十九世纪和截至1913年时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去稳定世界经济体系，否则这个体系就不可能稳定。在1929年英国没有能力这样做，而美国则不愿这样做。当每个国家都转而保护它自己的国家私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弃、被损害的命运。而这时，所有国家的私利也就随之受到损害。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喻成一辆车的话，3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不是因为英美争夺驾驶权，“不稳定性看来是因为一个司机越来越虚弱，而另一个司机对开这辆车又缺乏足够的兴趣。”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日、德、意等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罗斯福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与胡佛政府一样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扞卫战后国际和平机制和干预德、意、日的扩张行为。在中日冲突问题上，罗斯福表示赞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延续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尽量不触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影响其国内改革计划。当1933年5月日本开始蚕食华北、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请求美国调停中日冲突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这一角色应该由国联或英法而不是美国来扮演。在欧洲，面对逐渐恶化的局势和战争危险，国会于1935―1937年通过一系列的《中立法》，规定美国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任何物资，禁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禁止向交战国贷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过限制美国的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来减少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
从1937年10月发表“防疫演说”开始，罗斯福开始尝试改变对国际事务的不干预政策，试图通过对公众的教育带领美国逐渐摆脱孤立主义，走上通过国际合作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的道路，但收效不大。罗斯福对其演讲撰稿人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说，“当你正在试图带领人们往前走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却没有人跟着你，这真可怕。”针对1939年的捷克危机，罗斯福虽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但他并不想参与捷克危机的解决。同大多数欧洲人领导人一样，罗斯福对慕尼黑会议对捷克问题的解决有一种解脱感。
大体言之，在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战爆发之前，除了在拉美实施的“睦邻政策”外，罗斯福在欧洲和东亚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议。尽管罗斯福坚信国际主义理念，但其公开场合的言行更像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亨利·卢斯评论说，在执政的前七年，罗斯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者”，“比赫伯特·胡佛和卡尔文·柯立芝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其政策导致“美国未能在国际合作方面实施有效的世界领导”。卢斯的批评虽然有些尖刻，但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一战后美国筹划建立的国际秩序只维持了20年，这与维也纳秩序维持一个世纪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维也纳会议后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仅因为欧洲均势的建立，还由于英国作为霸权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维护。爱德华·卡尔这样描述英国在19世纪发挥的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
19世纪，英国海军的舰队不仅保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且也管辖着公海，为所有国家提供平等的安全。伦敦货币市场为几乎整个世界确立了一种单一货币标准；英国的商业使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自由贸易原则（尽管是不完善的弱势形式）；英语也成为四大洲的通用语言。这类情景既是英国霸权的产物，也是英国霸权的保障。它创造了一种世界社会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幻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创造了这样一种事实。于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假定就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出来。
但是一战后，衰落的英国已经无力承担领导世界、维护秩序的任务：英国舰队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无力阻止日本对美国的进攻；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已经不允许其扮演信贷提供者和全球市场的角色，英国自己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英国制定国际议程、提供国际制度、组织国际社会解决国际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也大大降低；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不是英国的绅士文化开始在全球传播并提供了全球文化消费的标准。简言之，只有美国可以充当世界秩序维护者和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而在1918年，“在几乎一致赞同的情况下，世界领导权被交付于美国。”威尔逊总统也很愿意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领袖的权柄，但是美国人民和后来的几届美国政府却把这一权柄视为烫手的山芋而加以拒绝。如亨利·卢斯所言，“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 特别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盛行，经济混乱和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30年代，世界急需一个发挥团结、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中心，但美国却拥抱孤立主义，不愿成为这一中心，导致国际领导角色的缺失。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加深、国际秩序的混乱和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决心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二战的爆发极大地警醒了美国，也使罗斯福决心带领美国走上国际主义的道路。但是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国和苏联的政策倡议遭到以“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坚决反对。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孤立主义者仍然相信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