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美国没有必要进行干预，援助英国和苏联只会把美国拖入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布了孤立主义的破产，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获得了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次机会”。到战争后期，美国领导世界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张开始为美国民众广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Federal Council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又到了选择其国际角色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将比以前更是全人类的不幸”。而新的国际角色就是“世界领袖”。声明称：“只有美国承担起领导责任，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因为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能力对世界局势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要想让未来不重演过去，美国必须承担责任，采取与其实力和机会相一致的建设性行动。”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家间发挥领导作用。”《生活》杂志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美国人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对永久和平与经济稳定的根深蒂固的希望要求我们接受在国际阵线中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一责任，并准备好用源自我们开拓精神的遗产中所有的勇气和坚定来履行这一责任。”
这说明朝野在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美国最终确立起领导世界的决心。这一转变无疑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有关。战争结束时的美国拥有无与伦比、首屈一指的巨大实力。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未出现过这一局面：一个国家像巨大的磁铁那样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财富和目光。军事战略家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1946年的一番话概括了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
“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间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地位。如果说，这个国家由于具有海空军的优势，因此在原子弹发明以前就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免遭进攻的话，那么对这一威力无穷的武器的独家拥有已经让整个世界的城市和生产中心，包括强大的苏联听凭我们和平意图的摆布。历史上从未有过所有其他大国如此依赖一个主要大国的时代。”
《时代》周刊引用丘吉尔的话说：“在这一时刻，美国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是，光有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运用这一实力的愿望和决心。一战后美国也具有世界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实力，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甘愿把领导权交给美国，但是美国却拒绝接受，因为美国国会和民众缺乏领导世界的意愿。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的确立与二战的经验和教训密切相关。
首先，二战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在二战前，美国用“国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国家安全”来指称安全问题，其含义是保卫美国本土、海外属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国的军事进攻。而二战后，“安全”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免遭进攻，还包括保卫美国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和能源体系的稳定，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即源于大危机、经济区域主义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崩溃。同时，安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为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美国卷入二战这场全球性冲突本身已经使美国的利益“全球化”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在战时曾言，“过去我们满足于西半球防御作为我们安全的基础，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在这种安全观指导下，使用美国军队的地理界限不存在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在1945年众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决心使用美国的“力量”去应对“世界任何地方出现侵略”。美国实际上“是用一个无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去领土化的美国安全定义来代替一个基于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之上更加传统的安全概念”。当二战把美国的安全从单纯的国土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时候，它就不能仅仅通过国土防御和避开国际事务来实现，而需要美国动员其全部的资源参与国际事务，影响海外事态的发展，并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与繁荣的国际环境，而改变和塑造国际环境当然需要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领导。
其次，二战酝酿和爆发的历史使美国相信，世界上会出现企图征服和奴役世界的狂妄独裁者，对美国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而对这些独裁者的侵略行为不能姑息，必须予以坚决的遏制和回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被美国视为威胁美国自由的专制恶魔，他们的出现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安全。二战被视为讨伐独裁者的战争，是一场善恶之战、民主与专制之战，美国承担着消灭专制恶魔、扞卫自由的责任。美国人惯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教式思维方式极大地塑造了美国对二战的理解，同时二战的经历又强化了这种黑白二分的世界观。既然世界上存在自由的敌人，那么美国就不能袖手旁观。由于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以牺牲捷克领土为代价的让步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因此美国领导人在二战后坚信，独裁者和侵略者是不能姑息和绥靖的，对任何侵略行为都必须给予坚决回击。于是，妥协和让步被同于放弃原则和绥靖，而强硬干预，包括军事干涉则被视为美德。此即“慕尼黑教训”。慕尼黑教训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战后领导世界和实施对外干涉的意愿。
第三，二战给美国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那就是中立无法使美国远离战争，孤立主义无法保证美国的安全。二战后，美国舆论普遍相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拒绝通过国际制度和机制与爱好和平国家合作，间接导致了30年代极权主义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犯下了大错误。为了避免30年代悲剧的重演，美国必须承担国际义务，通过参与国际合作，甚至领导世界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早在1941年2月，亨利·卢斯就提出：
“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1942年5月30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演讲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美国人民在上一次战争结束的时候被赋予了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分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以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机会……但是这一机会被拒绝了。……在1920年及其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仅经历了物质上极端自私的时期，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盲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我们正在收获由于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缺乏远见而带来的苦果。……我们能做什么来纠正过去20年的错误？……眼前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邪恶之人以及他们设计的罪恶制度……并（在战后）领导世界建立一个可以保障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秩序。”
罗斯福在1944年1月11日的国情咨文中提醒美国人绝不能“重复鸵鸟式孤立主义的悲剧性错误”。
在1945年1月20日发表的第四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再一次指出美国“用可怕的代价换取了若干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来促进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在当时不仅是民主党的主张，很多共和党人也开始服膺这一思想。共和党领袖、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大力宣传“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观念,并于1943年4月出版了同名书籍。在该书中，威尔基提出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打破了空间的距离，世界各国人民是休戚相关、相互依赖的，都渴望和平和繁荣的生活，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际合作树立一个典范。他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不能规避对世界的领导责任。威尔基在书的最后指出，美国面临“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机会――帮助建立一个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能在独立和自由的鼓舞下生活和成长的新社会”。该书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能代表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的着作，出版后四个月就发行达150万册，成为当时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连续四个月高居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籍之首。
与威尔基《天下一家》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畅销书是沃尔特·李普曼的《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该书从另一个角度――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视角论证了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李普曼在书中虽然对威尔逊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而不是进行十字军式的道德讨伐和输出民主，但该书同时也激烈批评孤立主义思想。李普曼指出，19世纪美国以孤立求安全是一个幻觉，“这个国家一直生活在虚幻的孤立状态”，自以为门罗主义保障了这种孤立，没有认识到门罗主义的施行和西半球的安全实际上是“依赖于英国海上力量的支持”。他指出，“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劳而获的安全（unearned security）对我们国家的思想习惯造成一种影响，就像曾经懒惰地享受不劳而获的收成对一个勤劳祖父的后代产生的那种影响一样，它使我们忘记了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安全和自由，就像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生一样。”战后美国需要加入“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community)，成为其中的一员以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敌视美国的国家控制西欧。李普曼试图告诉美国人，任何国家控制整个欧洲都是对美国安全的致命威胁，美国“在欧洲的首要利益是欧洲不能出现有能力进攻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强权”。战后美国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大国合作，包括与英国和苏联结成“核心同盟”（nuclear alliance），来保卫美国的安全，“世界秩序的维护依赖于这一核心同盟”。该书发行50万册，在当时广为流传，《读者文摘》杂志称其是“为一代美国人撰写的最重要的书籍”。他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美国安全与西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开始被接受。在主张美国积极参与事务和领导世界方面，现实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殊途同归。
二战结束前后，参与国际事务、加入国际组织已经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在1941年5月，只有37％的美国人支持加入战后类似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而到1945年3月，这一数字上升到是81％，而且基本上没有地区差异，同时8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国际组织非常重要。1920年美国参议院在对国联盟约最后一次表决时，投票结果是49:35，比批准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少了7票。而25年后的1945年7月28日，参议院在表决《联合国宪章》时的投票结果是89:2。由此可见美国人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主义的胜利。正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所言，“现在，世界各国终于有第二次机会建立持久的和平体系――那种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建立，但由于世界没有做好准备而没有建立起来的体系”。
太平洋战争前的坚定孤立主义者、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思想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国际思想的变化。范登堡1945年1月10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说：
“坦率地讲，我过去一直是相信美国可以依赖自己保障安全的人之一。……现在，我不再相信今后任何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行动就可以免遭攻击。……我们的大洋已不再是能够自动保护我们这一城堡的护城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幸到来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