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美国曾不顾其他大国的推举，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踌躇、甚至不情愿的霸权。这种“踌躇”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义者对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和警告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愿意领导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为维护世界领导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证明他们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并值得那些艳羡和追求地区与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倾听。
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声称美国不能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国对这一领导地位并不艳羡，尽管它完全有谋取这一地位的实力。美国甚至不顾英国的“禅让”和其他大国的推举，在一战后和30年代经济危机中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直到二战后期美国朝野才决心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成为“世界领袖”。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经历了犹豫与彷徨，对扮演世界领袖角色充满疑虑。这一史实虽然与二战后美国人领导世界舍我其谁的态度大相径庭，也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本文在追溯这一历程基础上，阐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拒绝领导世界的原因，并兼论美国经验带来的启示。
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
当1776年7月4日英属十三个殖民地联合一致宣布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时候，美国不过是由十三个独立小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时，美国还是一个处于世界边缘、对国际局势没有什么影响的弱小农业国。其人口只有400万，领土面积90万平方英里；而且刚刚开始“共和试验”，这一试验能否成功，美国的建国者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国人口增至6300万，领土面积360万平方英里；美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其GDP总量远远超出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1905年，美国人均收入也超出英国，并把德国和法国远远甩在后面。而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之年，美国的GDP总量比英、徳、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
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世界构成冲击。英国著名记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 Stead）在20世纪初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国化》一书中认为美国“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并这样描述美国工业产品和文化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早晨从新英格兰被单中睁开眼睛起床，用“威廉斯”牌香皂和杨基牌安全剃刀刮去脸上的胡须，在他产自北卡罗莱纳的短袜上套上波士顿的靴子，扎紧康涅狄格的背带，从口袋里拿出华生或沃特伯里（牌手表，然后坐下来吃早餐。……他吃着由美国大草原面粉做成的面包……来自巴尔的摩的罐装牡蛎和一小块肯萨斯城的熏肉，而此时他的妻子则摆弄着一小片芝加哥的牛舌，孩子们则吃着“贵格会”的燕麦。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着晨报，这份报纸由美国机器、在美国的纸张上、用美国的墨水印制，并很可能由一位来自纽约市的聪明记者来编辑。……在他的办公室，当然一切也都是美国的。他坐在内布拉斯加转椅上，在密西根圆角桌子前用锡拉丘兹打字机写信，用纽约自来水笔签上名字，然后用来自新英格兰的吸墨纸吸干后，将这些信件放入产自大急流域（Grand Rapids）的文件柜里。……当夜幕降临时，他听着最新的美国音乐喜剧放松自己，喝一杯鸡尾酒或某种品牌的加州红酒，吃两片“美国制造”的“小肝泥片”，然后进入梦乡。
斯泰德还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展望，预言“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纪的潮流”，并宣称美国的实力和繁荣程度已经足以使它“有权要求获得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在那个时代，“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其实就是世界的领导地位。
经济实力的增加给美国人以极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并开始思考美国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尼尔（Richard olney）于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关于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认为华盛顿提出孤立政策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而现在， “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不光彩地”“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也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一组在125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给美国带来“迅速的变化”。因此，美国不能继续与世界事务“保持距离”，“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美国应该“富有远见”，看到美国的“繁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让新世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民主不再是一个试验”，而是“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他在担任总统后更是明确提出，“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威尔逊心中美国应该扮演的“更大角色”是领导世界。
踌躇的霸权：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与拒绝
一战不仅削弱了曾经主导世界事务长达数个世纪的欧洲列强的实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自信心。一战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自然使人们怀疑，相互之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毁灭性战争的国家有何资格自称“文明”和“先进”？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书的出版似乎成了这种自信心下降的注脚。而美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巨大实力，特别是横跨大西洋投放军队的能力和战时工业生产能力震骇了欧洲。战争结束时，西欧大陆废墟成片，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遭到巨大破坏，整个欧洲等待美国的救助。一战也导致欧洲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倾覆，而威尔逊提出的以“十四点”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计划不仅得到交战国领导人的认可，更是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备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民众渴望威尔逊能够利用美国的力量带来持久的和平，让欧洲摆脱几百年来不断陷入战争的宿命。欧洲各国的广场、街道、车站和公园都出现了威尔逊的名字，墙上的海报则写着“我们希望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甚至跪在威尔逊画像前。“在人们眼中，威尔逊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弥赛亚”。英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对美国的声望和威尔逊的影响力做出这样的观察：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在全世界享有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威望和道德影响力。他大胆而深思熟虑的言辞传到欧洲各国人民的耳中，甚至盖过了其本国政治家的声音。敌国的人民相信他会履行与其签订的契约，盟友国家的人民不仅把他视为一个胜利者，还几乎把他视为预言家。除了这种道德影响之外，权力的现实也掌握在他手中。美国陆军无论人数、训练还是装备都处于历史的顶点。欧洲完全依赖美国的食品供应，金融领域美国更是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欧洲欠美国的债务不仅已经超出了其支付能力，而且只有给其进一步的大规模援助才能把欧洲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哲学家拥有如此多的约束这个世界上的君主的武器。……我们是多么好奇、渴望和梦想看一眼这个天命所归之人的模样和风度，他从西方走来，将给作为其文明发源地的古老的父母之邦遭受到创伤带来抚慰，为我们奠定未来的基础。
毫无疑问，一战结束时的美国在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用当时一位中国人的话说，“无论政治、经济、实业、社会、宗教等方面，美国于今已为欧亚各国之良好模范”，“美国遂成为天下之救世国”。
而为了防止德国可能的东山再起，英法领导人也希望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加入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去，成为遏制德国阵营中的一员。他们担心的不是美国的力量进入欧洲，而是美国对欧洲的抛弃，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呼吁美国人民“放弃远离（欧洲事务）的传统做法”，与法国结盟，来共同保卫民主国家的安全。美国拥有的巨大实力和威望以及欧洲的让权使威尔逊决心为美国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维护战后持久和平的责任。他告诉美国人，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担当领袖角色的国家，“因为它从世界每一个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并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够明白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权利、渴望和命运”，因此“是唯一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的领导的国家”。而且，整个世界也盼望美国的领导，美国如果“不给予这种领导”，“就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民族”。“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情感的倒退，并做出极度心灰意冷的反应，从而导致普遍的犬儒主义”，因为“人类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具有世界领袖的威望，所缺的不过是决心。威尔逊声称，“上帝正在帮助我们”，世界人民在“追随我们”，“我们应该去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那么美国的全部荣耀都会失去，美国的力量也会消散”。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威尔逊仍然劝说美国人“抛弃自私的利益，重新制定具有最高远理想和目标的国际政策，并以此来行动”，并称“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
在威尔逊心中，国联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美国可以提供一种全球性的领导但又不会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中去。不仅如此，通过国联美国还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实际的好处。他在1919年9月圣路易斯的演讲中说：“如果我们加入国联，我可以预言，我们将是国联的高级成员。金融领导地位将是我们的，工业优势将是我们的，我们还可以获得商业上的好处。世界其他国家将指望我们的领导和指引。”一战结束后，是否支持美国加入国联在当时成为是否愿意接受领导责任的试金石。
但是，威尔逊让美国加入国联、领导世界的抱负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孤立主义者的代表是联邦国会内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参议员，这些人构成国联辩论中的“不妥协分子”，其领袖人物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他们相信欧洲是一个滋生腐败、阴谋和专制主义的地方，一直对欧洲抱有深深的警惕，决心恪守华盛顿关于美国不要卷入欧洲政治的准则，担心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国东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博拉强烈反对美国加入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认为组建国联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加入国联就是“把自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的一员”。在博拉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自由的灯塔”，而不是介入外国的纷争。他坚持认为乔治·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美国“国家计划、目标和使命中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弃它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背叛”。 “不妥协分子”也反对威尔逊促进民主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詹姆斯·里德（James A. Reed）称“让世界民主化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博拉等“不妥协分子”为美国规定的角色是继续远离国际政治舞台，仅仅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