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它将开启可怕得难以想象的死亡实验室，我建议在我们的能力所及范围尽一切努力让这种实验室永远关闭。我希望最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以确保敦巴顿橡树园基本理念的成功。”
《生活》杂志称，范登堡思想的改变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时代的来临”。
简而言之，二战后，在美国社会，不分职业、地域、政党、宗教和族群，形成一个共识：孤立主义结束了，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针，美国将是国际事务的完全参与者，并将运用其巨大的力量去领导和影响世界。这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新正统”（new orthodox）。美国因此由“大国”（greatpower）变成试图塑造世界局势和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
美国为什么踌躇？
如上所述，与二十世纪后半期频繁的对外干涉和全球主义外交不同，美国在1942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与其实力相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是相当有限的。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踌躇和摇摆，才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性的政治权力，确立起领导世界的决心。美国在面对世界领导地位诱惑时的“踌躇”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以及对领导世界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
在美国看来，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在1812年美英战争后享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免费的安全”（free security）。虽然20世纪军事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两大洋作为美国安全屏障的价值大大降低，但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远离欧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国不用卷入欧洲的事务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当总统试图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让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通常是国会对总统的政策构成掣肘。从一战时起，国会就成为孤立主义的大本营，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参议员具有强烈的地域主义倾向，看不到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必要性，把总统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视为东北部银行家的阴谋，利用参议院的享有的外交权力多次挫败总统的外交倡议。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和自由的传统使联邦政府长期以来比较弱小，限制了联邦政府推行干涉主义政策的能力。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美国实际上是无法扮演领导世界的角色的。自独立以来，美国人就把美洲新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开来，把自己描绘成自由、民主、平等和进步的“新世界”，而欧洲是“旧世界”，盛行君主制、贵族制和等级制，充斥着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和无休止的战争，是美国的对立面，纯洁无暇的美国不能卷入欧洲的纷争中，与腐败、堕落的“旧世界”同流合污。这种独特的自我认知支持美国与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分离， “一直使美国像是一个倦怠的巨人，……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完全的、积极的角色”。30年代后期，当欧洲再次陷入危机、争斗、混乱和战争的时候，厌憎欧洲的情感和不管欧洲闲事的心理变得越发强烈。
从这一时期孤立主义者的言论来看，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不仅是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物质付出，还包括卷入外国纷争和充当“世界警察”对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民众税负的加重、国家权力的膨胀、公民自由的丧失以及外国对美国的嫉妒和仇恨。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充当世界领袖，过多地卷入外国，特别是欧洲的事务会导致“旧世界”的腐败和堕落腐蚀美国民众的品德，使美国卷入外国的阴谋和罗网之中，从而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在1793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曾警告说，“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外国的影响是希腊人的木马。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这种影响排除掉。不能设想这种影响只会采取直接贿赂的粗放的方式。它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塑造我国的偏见，制造我国对某国的偏爱，以赢得支持，而这是最危险的。”在1919年的国联大辩论中，博拉认为美国加入国联、卷入欧洲政治的结果将是失去自己的美德和自由的精神。他说：
“你不可能把一个真正共和国的那些杰出美德与旧世界嘈杂的、毁灭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后还能保持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个以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政府与一个以武力作为首要法则的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同时还希望保持前者。此二者永远是相互冲突的。……你很快会消灭自由的氛围，消灭对大众自治能力充满信心的环境，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主才能够生长。我们可能成为世界上四大独裁者（指国联理事会的四大常任理事国美英法日――引者）之一，但不再是我们自己精神的主人。如果我们去寻求对世界的主导，与其他国家分享控制世界的荣耀，但却失去作为民主之魂的对人民的信任感，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能得到什么呢？”
洛奇在国联大辩论中也称“美国是世界的最佳希望，但是如果你让美国因与其他国家的争吵而陷入利益的纷争之中，如果你让她卷入欧洲的阴谋诡计之中，你将会消灭她拥有的善的力量（powerful good），威胁她的生存。”
孤立主义者普遍相信，卷入国外的纷争，“过多地干预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会腐蚀和破坏美国人民在国内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的秩序”。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义者奉为金玉良言：
“（美国）一旦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
不仅如此，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卷入外部的战争还会使总统和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从而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威胁美国的公民自由；领导世界和对外干预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从而大大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而维持常备军、卷入外部的战争和承担国际义务都会导致高税收、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关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的自杀”，租借法“意味着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我们民主制度的终结”。罗伯特·塔夫脱则在1941年5月警告说，卷入欧洲的战争将会导致总统和行政部门被“赋予无限的权力”，“在目前已经巨大的债务负担上再增加巨额战债”，最终将“非常可能摧毁美国自由赖以建立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和“美国这里的民主”。珍珠港事件前最有影响力的孤立主义者、航空英雄查尔斯·林白则在1941年9月的演讲中直接抨击罗斯福“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任总统任期”，利用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用战争限制国会的权力，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实施独裁权力寻找依据”。
珍珠港事件后，一些孤立主义者虽然支持美国的战争努力，但仍然警告美国不要充当世界领袖，卷入外国的纷争中去。1944年12月19日，资深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在向参议院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指出美国应该把战争打下去，直至获得最终的胜利，但他警告说，这场战争不会把美国带入一个“黄金时代”，而是会给美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种种麻烦：“我们的人民将承受数目巨大、甚至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我们将拥有一支由权力欲望没有止境的军官指挥的常备陆军，这只陆军将驻扎在首都各处并使我们国家整个教育体制军事化；我们将拥有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占据海洋并消耗巨大的花费；我们将卷入盟友间的每一次争吵，因为他们深知有必要利用我们的力量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同时我们与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直接的矛盾；而当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卷进去。”
孤立主义者还警告说，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Augean stable）；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正因为如此，美国绝不能充当世界的领导者。范登堡在国会演讲中称：“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国和本国暴行的受害者充满同情，并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而通过树立民主的典范、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美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义的领导，为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比尔德1940年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庞大常备军、巨额债务和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满足于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国结成联盟，干预或卷入外国事务”。
后来的历史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战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身份进行的干预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急剧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和民众税负的加重，而庞大的军事-科学-工业复合体的兴起对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冷战时期，美国出于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和领袖信誉的需要，卷入多场有限战争，导致美国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和生命损失，特别是对越南的干涉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望，而且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分裂。对外干预也使美国卷入国内外的各种阴谋、欺骗与罗网之中，美国国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腐蚀，联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松时期几近破产。水门丑闻所揭露出的总统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沉重打击了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乃至其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美国已经处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警告的“失去自己的精神”的边缘。冷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根据美国卡托研究所1997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美国1995年的军费开支是265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承担1000美元的军费开支。而在这2650亿美元军费开支中，北约的开支约为600-900亿美元，美国用于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盟友的开支约为350-400亿美元，美国用于波斯湾地区盟友的开支约为400亿美元，合计在1350-1700亿美元之间。也就是说，美国超过一半的军费用于承担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义务，也就是用于维护美国的领导，这些安全义务实际上与美国自身的安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其他国家只关注自身的安全，军费开支很少。1995年法国的军费开支是405亿美元，德国是340亿，英国是345亿，日本是538亿，韩国尽管面临朝鲜的直接威胁，其军费开支也只有143.6亿。美国的军费开支比这些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美国国家安全和至关重要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265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无疑是美国为维护全球领导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而这一代价还不包括美国卷入海外战争、充当所谓的“国际警察”和实行人道主义救助（如在索马里）导致的美国人生命损失。实际上，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以及伊斯兰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仇恨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和西方世界领袖的身份有关。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为其世界领导地位付出的代价。
结语
世界领导地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极有诱惑力的。而对一个新兴强国来说，这一诱惑几乎难以抵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所言，“一国一旦获得向世界遥远地区投射力量和干预其他民族事务的能力，那么至少在其领导人因灾难而变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这种施展力量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但是，领导地位从来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和荣耀，它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以及成功的领导所需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而莽撞和傲慢的领导则可能会给领导国带来孔华润所说的“灾难”。1953年10月，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这样阐述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
“领导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需要制定足够宽广的目标和政策，以兼顾整个集团的利益，或至少是集团至关重要的根本利益。领导者还需要具有最深切的道德责任，他应该是一位受托人，其利益既不能只局限于个人，也不能过于狭隘，而必须包括他所领导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领导地位还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意味着领导国的政治家要想赢得其他国家的信赖就不能屈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领导地位的本质是对问题的成功解决和目标的成功实现，只有这样才会让被领导者感到你非常重要。领导地位还需要谦逊和礼貌。……这或许是命运为我们准备的对我们美利坚文明的最高考验。”
从一战到二战，美国人把这一“考验”推迟了四分之一世纪。二战后，美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一挑战的准备。但即使如此，领导世界仍然让美国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当代，领导国至少需要扮演三重角色：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国际警察、提供资本和发展援助的国际银行家以及在发生危机和灾难时提供救助的国际慈善家。其中的任何角色都需要领导国做出物质上的牺牲，甚至生命的付出。尽管孤立主义者未能阻止美国在二战后追求世界领导地位，但他们对领导代价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艳羡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倾听，美国的教训更值得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