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新干涉主义的本质
西方新干涉主义尽管打着与过去不同的旗号、披上了“合法”外衣，但就手法而言几乎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国家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翻版，本质上都是一种狭隘的、损人利己的国家利益追求。
首先，从战略和政策看，西方新干涉主义是从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的。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官方许多人都认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是美国的胜利，并称它为美国在全世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带来了百年一遇的机会。在老布什政府卸任前夕的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美国“需要设计新的战略”来保护其利益——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鼓励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支持国外民主和人权是改善美国安全的核心战略原则。其后，克林顿政府确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三目标就是“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和人权”。[5]小布什政府曾宣称，美国将“把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6]美国领导北约开始袭击利比亚后，奥巴马总统则坦言：“鉴于军事行动的代价和风险，我们当然不愿意使用军事力量去应对世界上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面临危险时，我们有责任行动起来。”[7]由此可见，西方新干涉主义就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主义利益，推广符合其利益的西方发展模式。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干涉的借口是为了制止所谓“人道主义”灾难、捍卫“人权”，干涉的目标都是这些国家的所谓“专制”、“独裁”政府。这暴露出新干涉主义的结构性特点，即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国内学者经常援引一项来自美国官方的统计称，美国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冷战期间每年约2.8次；20世纪90年代每年约4次。[8]按地区计，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涉行动中有14次在欧洲，31次在亚、非、拉；[9]重点干涉对象是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其间，法、英屡屡跟随美国充当了主要帮凶。“9·11”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在谈到反恐战争时，就曾称之为“新十字军东征”。[10]亨廷顿甚至声称，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类渲染冲突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认识。
其次，从手段和目标看，西方新干涉主义是地道的恃强凌弱，尽显霸道和残忍。西方国家声称，其对有关国家的干涉行动是出于帮助“重建”或者阻止屠杀和政治迫害的动机。实际上，美国为首的北约公开显露出来的动机则是企图主导有关国家政局变化，甚或推翻其政权、赶其领导人下台。美国冷战后首次出兵介入他国的“重建”、“缔造和平”是在索马里，但其间却直接卷入当地的冲突而成冲突方。在对伊开战前两天，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发出“最后通牒”：“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他们拒绝这么做将导致由我们决定何时开始的军事冲突。”[11]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德和北约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卡扎菲必须下台”。北约对利军事袭击的主要目标除了利政府的军事设施和军营外，还有卡扎菲的官邸或住所。美国海军上将、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将军承认，北约部队目前在利的任务包含“杀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12]南非总统祖马(Jacob Zuma)2011年6月26日在非洲联盟会议上就抨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对卡扎菲实施“政治暗杀”，他指出“安理会1973号决议意在保护利比亚公众，加快人道主义救援，没有授权发动旨在改变政权的军事行动，或者搞政治暗杀”。因此，他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就在第二天，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发出了逮捕令。这是该法院第二次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法首脑发布逮捕令。这与之前美对伊拉克、北约对前南的政策如出一辙：打压开路，再行军事袭击，以促其领导人下台，最终借法律之名囚禁甚或消灭之。
更为严重和令人发指的是，西方在干涉的过程中进行了连续的持久狂轰滥炸，使受干涉国家山河破碎、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无辜平民大批伤亡。例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从2003年持续到2011年，在伊造成60—100万人死亡、约50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或者流亡国外成为难民，[13]使这个曾经相对安定的国度深陷动荡与安全威胁之中。利比亚总人口约为600万，但由于北约的连续轰炸，内战不断加剧，2011年5月初已有大约75万人流亡国外成为难民，联合国要求提供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助。[14]西方国家在军事袭击中甚至大量使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集束炸弹和贫铀弹，严重破坏、污染了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使当地居民罹患癌症、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和新生儿出生缺陷等危险的剧增并将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虽然北约否认了国际舆论对其在利比亚使用贫铀弹的指责，但可确认的是其20世纪末在袭击前南、伊拉克时曾分别投下了5万(北约承认3.1万)枚、近100万枚贫铀弹，[15](P216)导致“海湾战争综合征”和“巴尔干战争综合征”，殃及双方甚至第三方驻当地的平民、士兵，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人。
再次，从法理上看，西方干涉主义是非正义的、非道义的。其一，西方新干涉主义在实质上不具有合理性。西方干涉主义的主要理论武器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等论调。实际上，这些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权与主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权的保护与主权的维护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方式不同，一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认识和政策强加给他国。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999年4月发表题为“国际社会准则”的演讲，抛出著名的“布莱尔主义”，其中就提出：“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方面加以限制”、“当压迫导致难民潮、扰乱邻近国家时，那就可以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世界上有许多政权不民主而且行事残暴。如果我们想要有错必纠，那么我们不干涉就什么都做不了。”[16]布莱尔几乎将西方国家当成了世界社会的法官和警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态度与布莱尔并无明显区别。北约停止对前南的轰炸后，克林顿发表讲话时宣称：“为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为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一个更强大的美国，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17]话中意味，似乎世界就是美国的，美国所为都是为了世界。这代表了西方干涉主义的根本观点，即唯干涉国的立场和利益是从，与霸权主义无异。所以，约在20世纪末，“国际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人道主义干预不合法、也不可行”。[18]进入21世纪，西方正式抛出所谓的“保护责任”。联合国在不久之后对其予以确认、界定和限制。[19]其核心是，如果一国政府在发生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反人类罪的情况下却无意愿或能力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的保护行动。[20]但是，自冷战以来西方对外干涉行动严格说来除了朝鲜战争外都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但考虑到国际道义的要求，西方总要将其干涉行动与联合国挂钩，挂钩不成则干脆绕开联合国，因而在程序上缺乏合法性甚至是非法的。2011年中东剧变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剧变国家对于自身利益重要性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巴林、阿曼、也门等国“网开一面”而唯独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保护责任”在这里就成了美推翻卡扎菲政权这一真正目的的华丽外衣。
其二，西方新干涉主义的理由不具有正当性，甚至是谎言。它们对外进行干涉的借口是，一些国家政府“侵犯了其人民的权利”、出现了政治迫害或者族际屠杀，进而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威胁了国际安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无法接受并且必须制止之。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所谓“侵犯人权”现象，都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其政府的确有管理失职之责任但极少有故意加害之动机，一味地将问题归咎于其政府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道义上的“欲加之罪”。相反的是，凡是遭受西方干涉的国家，由“侵犯人权”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干涉行动开始之后日益严重。西方干涉的借口表面上颇讲“道义”，实际上是以“保护人权”为名，行“侵犯人权”之实。西方区别对待利比亚与海湾国家，更暴露出虚伪的“保护人权”还有双重标准，要经受与西方利益关系远近的检验。这无疑是欺世盗名。
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以谎言开始、以失败告终，是自欺欺人的。2005年5月，英国的《唐宁街备忘录》曝光了2002年7月前后美、英两国合作策划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该备忘录表明，无论伊拉克是否拥有核武器，美英两国都要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战前，美英都大肆渲染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夸大宣传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造成灾难，这些都是为发动战争寻找理由。[21]如今，美、英的民意和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道歉对此做了反证。在美国，2006年底以来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组织、CNN、ABC等机构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不约而同地显示，越来越多且占大多数的受访人员都认为伊战是错误的，他们反对这场战争。[22]在英国，2013年3月优格夫(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3%的受访人认为侵略伊拉克的决定是错误的，22%的受访人认为布莱尔应该被当作战争犯。[23]美国前总统布什过去一直认为对伊战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在2013年伊战10周年纪念日当天改而就伊战公开道歉，认为那是“他的最大错误”。“‘9·11事件’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保护美国免遭新的袭击上，”他辩解说，“遗憾的是在我们保卫美国的激情中，我的政府夸大了针对美国的威胁”[24]。但是，布什的道歉指向只是“美国军民”，而非无辜的伊拉克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