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问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八项规定以后，官员不吃喝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改善网速上。深圳讨论怎么增加竞争力，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网速比别的地方快，让人离开深圳后就想回来。这就是竞争力，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在国企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如果不改革，我们很多竞争力就会消失在无形当中。
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偏低，都需要通过创新解决。台州一家民营小企业的举动引人深思。他们把纸杯的生产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逻辑上不容易理解。实际上他们算得很清楚。那里的土地比中国便宜，电价比中国便宜。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有很多优惠政策。工厂开业时，副州长都去出席，让企业主很自豪。唯一比中国贵的是人工，但是他们劳动生产率高，而且纸杯生产成本中人工所占比重小。纸杯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在当地生产还可省下运费。
受此启发，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不管去哪里，都把当地的参数报过来，比如土地价格、人工、税费、到政府办事容易不容易。政府，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的解决。
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IP电话就是一例。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28-35元，他们的IP电话一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告他们扰乱市场、谋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是一分钟4.8元。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
微信又是一例。一年前，电信公司想对微信收费，后来没有实行，这反映主管部门的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最近我关注的是滴滴打车。出租车生意不是流水线，而是有高峰和低峰。在传统的出租车模式下，总有一些时段供不应求。互联网租车解决了供给问题、信任问题、效率问题，用户体验很好。城市管理当局一定要跟互联网租车做斗争吗？为什么不用他们造福所有的城市出行需求者？这种创新会在下一个阶段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我们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在20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
科研人员需要有创新的空间。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指哪打哪。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考核机制，要填很多表，在开始之前就要说明能够做出哪些创新。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探索未知的世界，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当年聂荣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有两条，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政治学习，不搞政治运动，不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另外一个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好一点的伙食，养好他们。当然前提是挑出视科研为生命的人。这值得我们学习。如何探索未知的世界，如何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