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西溪湿地是全球不可多得的城中次生湿地，曾经这里也因城市化进程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2003年8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浙江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西溪湿地保护利用情况进行考察调研，他叮嘱要“让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的一期、二期均主要在蒋村乡（蒋村街道）境内。20年前，我有幸在那里当过4年的乡镇（街道）领导。由于恰逢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推进的特殊时期，整个乡镇撤乡建街，面临大拆与大建，百姓的诉求也明显地呈现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一些隐性问题、苗头性动向也发展成为显性问题和刚性矛盾。在经济发展、土地征迁、抗洪救灾、矛盾调处、社会转型和城市管理等过程中，在与蒋村的干部和百姓深度交集的日日夜夜，深切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的勤劳、淳朴和善良。也因此，一直对西湖区蒋村乡和杭州西溪湿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牵挂。
老百姓是淳朴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村调研工作，这是一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的村，村社连续几届选举都不太顺利，村民意见分歧也比较多，典型的民强村弱型的行政村。
刚走进村办公场所时，就听到有两个嗓门很大的责备声音传了出来，“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走近一看，两个村民正吼得面红耳赤、口沫飞溅，而一向温和的村书记和村主任则涨红着一张脸，想插话却插不上，显得软弱而无力。看到这种情况，我马上介入了进去：“来来来，你们什么事情这么激动，慢慢说，让我也听听。”这时村书记看到我，马上说“王乡，你来了。”两位村民看到我，停顿了一下，没有出声。我接着说道：“你们的声音很大，我老远就听到你们说话了，有事情可以慢慢说，不能着急上火。”看到他们在听，我接着说，“你们具体讲话的内容我没有听清，不过倒是连续听到两句‘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的，我有个观点与你们探讨一下。”他们一个年长的有些不自然地回了一句“要说什么事儿？”。我说，“就事论事来说，其实坐在这里最有资格说‘我们老百姓的’，是书记和村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书记和村长是村民和党员选出来的，是村民和党员的代表。而你们的意见如果仅仅是你们自己两个人的意见，应该要说我们的意见是，而不是动不动就说我们老百姓怎么怎么样，当然，如果你们事前征求过大多数村民和党员意见的除外。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两位村民听了我的话后，愣了愣，说：“我们是自己有意见，没有代表所有老百姓的意思。”我笑着说：“今天看来这个事儿你们也是急了，所以有点口不择言，咱们在自己村里，沟通情况当然也没有必要咬文嚼字，但即使是自己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和沟通，大家没有必要像吵架一样反映问题，何况事情有没有道理，办不办得成，是要看上面的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工作上有什么具体要求，这并不是街头吵架，看哪边气势足就赢面大。”两位村民红了红着脸，声调明显降了下来，情绪也稳定了许多，能够好好地跟村长和书记沟通了。
后来，我在乡里和村里召开的多个会议强调，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心声，但另一方面只要自己没有徇私，按照政策办事，事情做的是公正的，书记和村长也要有自己的工作底气和原则，他们毕竟是党员和村民选出来的。同样，平时考虑问题和开展工作，也要站在集体和公正的立场上说话，这样才能更多地代表百姓，更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这件事对部分村干部的触动不小，过了很长时间还跟我提起多次。
手记：在基层乡镇（街道）工作，有时候的工作对象直接就是老百姓。常言说的“百姓百姓，百人百条心”也许未必，“千人千个样”倒确实有些道理。有的百姓外向，有的百姓内敛，有的百姓个性相对暴躁，有的百姓性格温婉是个老好人等，各有各的不同。农村里有的百姓性子上来时也许会很冲动，但我们工作人员既要讲原则，更要讲方法，只要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形成有效沟通的渠道，势必事半功倍。
老百姓是讲道理的
由于时逢村社整体拆迁，很容易因为利益关系形成各种诉求团体，处理不当也会影响稳定和工作大局。记得有一次，某个村里的书记和主任一筹莫展地找到我，说是昨天晚上村里有个村民小组的不少老百姓集聚到村委办公室，认为小组里的代表不能代表小组，没有真正为小组百姓说话，直接聚众罢免了村小组代表，并且限期要求村“两委”第二天下班前给出答复意见。由于当天联系村里的分管领导和分管民政的领导都不在，他们不知道如何回应村民，当时时间已经是下午了，如果处理不好极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一听，虽然村小组的代表产生是小事，连《村委会组织法》里也没有明确规定，但如果处理不好便是件大事，极有可能影响工作大局，必须抓紧处理。事情紧急，我马上准备了一下就跟村干部一起来到了村里。当时已到了下午5时左右，村委院子里有几十个村民等在了那里，闹哄哄地三三两两地闲聊。看到我们，他们马上七嘴八舌地围了过来。我笑着跟他们说，你们人太多，大家一起说话也听不清，还有村民一家子来了好几口人，小孩子又时不时地哭闹着，不利于大家一起沟通。这样好了，你们每一户出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到村会议室里聊聊。
因为平时下到村里还比较多，老百姓总体也还比较认可我。听了我的话，最终有12位村民跟我进了会议室。一坐下，我刚请村干部给每个代表倒杯水，有个领头的村民就站起来递了几张纸头给我，说：“王乡，这是我们村民小组里的原代表的辞职信，我们强烈要求重新选举小组代表！”边上的几个村民也马上叫道：“是的，我们也要求重新选举”，“小组代表不为小组说话，代表不了我们”，一时间大家又起了个小哄。我没有接纸，问领头的那个村民，“乡里乡亲的，这几个小组代表是身体不好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通过你们交辞职报告？”这时村长在边上说了句：“他们都在村里自己的家里。”我很是诧异：“这就奇怪了！我们是在研究你们小组代表的事儿，现任代表在有时间又有精力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到场？这是其一。其二是通过规范民意选举的书记和村长都没有外出，为什么他们的辞职信要通过你们转交？”领头村民脸色有点不自然，我继续说道，“说句实在话，在有正常渠道并且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他们的辞职信通过你们转交我是不会收的，这不符合程序的规定！”“不过，今天既然我来了，要不你们谁说说为什么要重新选举代表？”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补充下，我基本上搞清楚了来龙去脉。原来最近根据上级的要求，在村里落实相关政策研究讨论时，该小组外迁户口或农转居的情况相对突出，有的村民觉得自己吃了亏，串联了几户情况类似的家庭结果就觉得小组里的几个代表没有帮小组内的居民争取政策，在一部分人的起哄下就闹了起来。耐心地听大家各自表达了意见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也借这个机会讲点自己的观点。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和感受。但代表选举与罢免有法定的程序和要求。村里的选举总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和明确。村小组代表的选举虽然不像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但也有它的严肃性和规程性。代表能不能重新选举呢？肯定是能的，但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比如有些人大代表触犯了法律，在正式逮捕前往往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要召开会议提前罢免，这就是法定规程。你们昨天晚上老酒喝过之后大家越说越激动，直接聚集了一部分老百姓赶到现任代表家里吵架、谩骂他们，然后直接说要罢免他们，还要求写出代表辞职信，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不接你们转交的代表辞职信的原因。像你们这样，纠集了一部分人，直接说罢免谁，请问是谁发起的？谁见证的？谁统计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的？村‘两委’有没有派出人员监督？”讲到这里，有的老百姓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接着问他们，“如果你们是乡镇街道领导，不具备严格程序的罢免结果，能不能直接就用？如果真采纳了有没有后遗症？这几个写了辞职信的村代表是不是真心要辞职？心里有没有另外委屈？”有好几个老百姓不安地搓了搓手。我乘势而上，“当然，乡亲们，如果所有的村民都觉得这几位代表存在过错，已不能代表你们的诉求，你们也可以向社区（村）、向街道提出重要选举代表的需求。但有一个，你们大家要明白，如果我们的政府决策和村社的一些决定，是合法合理的决定，更换代表去推翻一些在更大范围面上的公平，除了造成人心混乱，也解决不了其它问题，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这时，十几名村民相互看来看去，都希望对方能拿了主意。有个村民看大家都不说话，就表态说，“我们今天人没有来齐，做不了这个主。”我说道：“可以的，大家不妨回去心平气和地想一想，然后再讨论讨论，如果还是要坚持重新选举小组代表的，你们向村里提交一份有大部分村民签名的申请书，到时我们街道和村里再具体研究好不好？”村民们都点头同意，约定了个时间后，我就把大家送到了村委办公室门口。后来，那个小组的村民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提交申请重新选举小组代表的报告。后来也没有就此事再有过群体性聚集。
手记：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难免会有群众迁怒我们的干部或者他人。这个时候简单回避让老百姓自己静一静显然不是好办法。与老百姓沟通，首要的是第一时间坦率地回应，然后才是政策水平和工作方法。在基层工作期间，我感觉不少的群体事件都是因为对我们的政策和文件没有解读全面或者正确有关。走到老百姓中间去，面对面的交流，设身处地的沟通，才能春风化雨，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
老百姓是有愿景的
蒋村乡（蒋村街道）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端午节，蒋村当地有“端午大如年”的说法，对蒋村及周边地区人民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而深潭口便是蒋村龙舟胜会核心区域的关键点。
端午节划龙舟，其实不独蒋村有。但国内外其他地方的龙舟比赛多以速度竞渡为主，包括亚运会龙舟比赛项目也是如此。而深潭口的龙舟胜会却是不赛速度的，其更注重龙舟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叫作“觞仰”，很有文化特色。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资料，自明代开始，蒋村端午划龙舟的习俗从没间断过。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蒋村看到划龙舟像赶集会一样热闹，就御赐“龙舟胜会”，从此，蒋村“龙舟胜会”之称谓一直沿用至今。端午节前后，每年都有数百条龙舟汇聚在深潭口洋“胜漾”，“满天装”“半天装”“赤膊龙舟”等各种龙舟竞相上阵。“胜漾”有规定的路线，每条龙舟要先划遍深潭口洋的四周，最后到深潭口洋中间原地做360度旋转（俗称“载泥坝”）。龙舟胜会结束后，村民们往往以村和组为单位聚在一起吃龙舟酒，处处洋溢着和谐、欢乐的传统民俗活动氛围。
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之后，蒋村乡各行政村撤村建居改为社区，政府部门在西溪湿地北面统一划拨土地建设农居多层公寓，蒋村乡原住民大多根据拆迁顺序集中而居。当时，为延续西溪的历史文化，安置村民的农居多层公寓小区往往结合西溪名胜和历史遗迹命名，其中深潭口村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小区拟取名为“曲水苑”，源自明崇祯年间云栖古德门禅师修筑“曲水庵”的典故（西溪湿地交芦庵之东、正等院之左依溪筑庵，门迎曲水，非舟莫渡，取名“曲水庵”）。小区名公布后，因“曲水苑”之名与庵名相关，老百姓大多不喜欢，强烈要求上级部门更名。经有关部门研究，考虑到民意呼声，允许深潭口村重新申报一小区名后报批。
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关注西溪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应组织要求对西溪湿地简介进行过统稿，也先后发表过与西溪有关的几篇小文的缘故，时任深潭口社区负责人沈妙泉、蒋士坤等受社区两委的委托专程请我为小区重新取名。我思虑再三，建议围绕深潭口村的文化和历史抓好传承：《南漳子》专门有记载，“深潭口，非舟不能渡，闻有龙，潭深不可测”。深潭口村是传说中乾隆皇帝御赐“龙舟胜会”的所在地，也因此愈发成为蒋村乡乃至周边乡镇百姓端午节划龙舟的胜地，这是深潭口村的最大瑰宝。蒋村龙舟胜会虽然比的不是速度，但花样繁多，其实质也是为“竞舟”：却重在“竞”的精神：竞舟的装饰之美、技艺之巧、气势之盛，无不展现出这一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因此建议将小区名取名为“竞舟苑”，一方面希望深潭口村的子孙后代能够记住深潭口，能够记住大樟树，能够记住“龙舟胜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深潭口村的子孙后代乃至蒋村人民能够集人力、聚人心，团结奋进，像蒋村龙舟胜会一样活出别样的精彩！建议提出后，据说深潭口村居民欣然接受，新小区名上报后也顺利通过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审核。
手记：地名记录历史变迁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的活态载体和乡愁的具象表达。历史上我国地名中的“宁”“安”“吉”等字眼都是人民群众寄托对和谐生活的向往，反映中华民族追求稳定与吉祥的集体心理。《地名管理条例》也明确将传承优秀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原则。因此，地名工作不是小事，事关老百姓的乡土认同与家国情怀，也事关百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和“要事”。作为基层工作者，发挥好、引导好、服务好老百姓的“大事”和“要事”是工作的第一要务！
老百姓是感恩的
当乡镇领导时，每年我都有几个困难户在联系结对。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总体而言困难户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除了因病致贫的，好几户村民都已经摘掉了困难户的帽子。
有一次我到村里困难百姓家中走访，出来时几个边上看热闹的村民在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指着一个村民说，“王乡，他家不容易的。”我看到人群边上一名60岁左右的农民，有点麻木地看了我一眼。我主动过去了解了一下，村民姓蒋姓，不在困难户名单里，但我还是决定到他家里坐坐。到了家里一看，很普通的一户农家的建筑，家里设施大多陈旧，但清理得倒是干净整洁。于是我问他：“老蒋，我刚才看你唉声叹气的，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老蒋有些踌躇地说：“王乡，我是一言难尽，受了一辈子苦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花白头发说道，“我不到50岁的人，看起来却像60多岁的人，我老婆也是，唉……”我连忙问他原因，他带我上到二楼，他老婆从楼梯拐角的第一间房里走出来打招呼，第二间房门口坐着一位20多岁的青年，在太阳下嘀咕着些不太听得清的话。他指了指儿子，“还不是因为这个儿子！”话语间透着些辛酸和疲惫。我跟他儿子打了个招呼，那青年只是眼睛翻看了我一下，就很漠然地转过头去了。我隐隐察觉到了些东西，便拉着老蒋往楼下走。到了楼下，老蒋打开了话匣子，“我儿子小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这些年不知道去过多少医院，看过多少次病，大上海都去了很多次，但都没有用”，“医生认为这是精神疾病，专家诊断不可能根本性地好转，只能药物控制”，“关键是他从小就离不开人，这都20多岁的人了，身边不能离开人，这些年我和老伴一个人在外面干活，另外一个就得在家里陪着他”，“这么多年下来，不仅经济负担重，精神上的压力更加大”，他用手撸了把满是皱纹的脸，眼睛忽地红了起来。听了老蒋的叙述，我很是同情，便问他，“现在有低保政策，你们有没有申请低保困难家庭？” 他说，“蒋村人世代养鱼，为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家里每年都要养点鱼，打打工，家庭总收入比低保户申请的标准要求又要稍高点，但又不能因为要申请低保而放弃工作。”看到他无奈惆怅的样子，我答应他，基于他的情况，我回去问问看，有没有另外的政策可以享受。后来我专门问了区民政部门和残联，他们都表示，按照老蒋目前的情况，暂时没有更多的办法。去村里的时候，也找到老蒋本人把情况说了说，并先后去看望了他们两次，给了一些鼓励。到了2008年底，我在市里开会时听到领导说到杭州刚出台政策，对家庭中重度残疾人可以单独核计其个人的收入水平，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个人低保。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想起了老蒋一家人并专门找到相关文件核实。然后打电话问老蒋，他儿子有没有办理残疾证，是什么程度的残疾。老蒋告诉我是精神类的重度残疾。我心里有了数，便到街道民政科找到经办干部，告诉他老蒋家里的情况，同时市里也刚出台有关帮扶新政，请他们核实情况抓紧办理。2009年初，很少来街道的老蒋专门来办公室找我，满脸高兴地跟我说，街道干部专门上他家为他儿子办理了个人低保，让他们夫妻俩很是感动。我笑着跟他握了握手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也会有更多更好的政策来保障民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老蒋连连说是，一脸阳光地走了出去，我感觉他平时弯着的背也直了不少。
再后来，因组织安排，我调离了蒋村街道的工作岗位。几年间，也有不少断断续续的老同事间的联系。在调动工作后的第四年，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起来一听，原来是蒋村乡的老蒋，我很是有些惊诧，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便问道“老蒋好久没联系了，你家人都还好吧?”老蒋急匆匆回道“王乡，为了打听你的手机号码，我整整打听了三个月”，他说道，“三个月前我就去街道里找过你了，才知道你已经调走好几年了，问街道干部要你的手机号，很多人都说没有你手机号，好不容易才要来你的电话号码”，老蒋电话里的声音透出几分兴奋的感觉，“王乡，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杭州福利院免费帮我儿子收治到院里，不仅帮我们两夫妻解放了出来，而且儿子的状态也好了不少,”我听了也很高兴，“那是好事呀，我有时候也会想起你们一家人，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老蒋说，不用每天陪护儿子之后，他们也有了点空闲时间做点其他事儿，本来想去街道当面谢谢我的。我很是为他们高兴，“老蒋，谢谢你们夫妻俩的心意，其实我帮你们的事儿，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本身就是政策下应该办的事儿，并没有搞特殊。现在你儿子有着落了，你们也可以调整一下生活节奏，提升一下生活质量。至于特意跑过来看我，坐个车都要一个多小时，多有不便，如果什么时候刚好在附近，倒是可以来坐坐喝杯茶。也谢谢你们有好消息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和你们一起高兴高兴。”那天，我先后跟老蒋通了二十多分钟的电话，从电话里能够感受到中国的一位普通百姓对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深切感激之情。
手记：有时候群众中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也要认真当成一件事办理。老蒋家里问题的引出和后来的帮扶，起因不过是旁观群众的一句话。简简单单地一次走访，既温暖了老蒋一家，也在旁观群众中播下了一颗温暖和善意的种子。而帮老蒋了解相关政策、协调有关工作也只是我在乡镇工作期间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质朴的老蒋却将这种小事一直记挂了很多年，感恩了很多年。百姓对机关干部的这种长情，让我感怀不已。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作者：王建辉，系杭州市委改革办督察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