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全球生态环境退化，一贯具有较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政治传统的欧洲又兴起新一波强劲的绿色浪潮。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欧洲民众强烈的生态关切，当前的绿色浪潮短期内不会减弱，将会持续推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并对全球范围内的低碳发展和绿色产业革命产生重大影响。而导致绿色浪潮兴起的原因既源于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复杂传统，也源于当下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退化与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新一轮能源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复合影响。
【关键词】欧洲 绿色政治 环保主义 全球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的兴起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西欧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普遍出现了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向。随之，以绿色政治为目标追求的绿党在西欧普遍创建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欧洲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全球生态环境退化，一贯具有较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政治传统的欧洲近年来又兴起新一波强劲的绿色浪潮。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表现出色，与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获得74议席，创造历史新高，成为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欧洲排名前几位国家的绿党纷纷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创纪录的两位数得票率佳绩，表现强劲，其中德国绿党（Greens）跃升至第2位，超过默克尔执政联盟伙伴、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SPD）。绿党遍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截至2021年5月，欧洲绿党（European Green Party）在欧盟23个成员国共拥有26个成员党，在9个非欧盟成员国有10个成员党。与此同时，2019年12月新组建的以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为主席的欧盟委员会推出五年任期政治优先事项中的首要行动就是“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致力于使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气候中和”大陆，已经成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核心政策。欧盟委员会强调，欧洲绿色新政也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的生命线。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计划1.8万亿欧元的三分之一以及欧盟七年预算将为欧洲绿色新政提供资金。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40%提升到至少55%（相比1990年），并把这些目标纳入了法治化轨道，通过并实施《欧洲气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绿色新政已成为欧盟的长期发展战略。
而在几个较大的成员国，秉持绿色政治理念的“绿色政党”近年来也强势崛起，在国家或地方层面的选举中表现突出，成为推动欧洲“绿色转向”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力量。2020年7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推迟举行的法国地方市政选举中，欧洲生态绿党（EELV）实现了4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突破，赢得大量市政议席，并在众多大中型城市甚至重量级城市获得执政权。绿党的突破性胜利使其在大型城市中呈现的综合影响力已超过社会党和共和党，远胜共和国前进党。2021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大选期间，绿党在民调中曾一度领先，表现出色。在最终的选举结果中，绿党以14.8%的得票率排在第三位，创历史新高，并最终与社会民主党和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再次进入联邦政府。在英国退出欧盟的情况下，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推动力量的德国和法国，绿党影响力的增强不但将对德国和法国本身内外政策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对欧盟其他成员国以及整个欧盟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方向性影响，从而将进一步与欧盟层面正在积极推动的“欧洲绿色新政”形成强大的交互推动作用，促使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当前欧洲正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多重危机与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仍在持续，难民危机的阴影尚未化解，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势力在一些国家强势抬头。而且，2022年2月开始的俄乌冲突持续至今，给欧洲的能源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在短期内无疑会给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能源转型和气候政策带来消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兴起的这波绿色浪潮尤其值得密切关注。一方面，这一波表现强劲的绿色浪潮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它会像某些议题或思潮一样，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倏然勃兴而后“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潮流，推动欧洲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转型，从而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转型？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环保主义为何在欧洲如此盛行？为何环保组织和政党在欧洲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掀起这股绿色浪潮的深刻根源有哪些？由此，这股绿色浪潮与“欧洲绿色新政”将会给欧洲乃至全球的发展转型带来什么？对此，笔者认为，鉴于全球生态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持续加剧以及欧洲民众强烈的生态关切，当前的绿色浪潮短期内不会减弱，将会持续推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低碳转型，并对全球范围内的低碳发展和绿色产业革命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面对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重大挑战，欧盟一方面加大能源进口的多样性，大力倡导能源节约，另一方面加强清洁能源的发展。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和“快速推进能源转型”为核心目标的新一揽子能源计划（REPowerEU），将203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目标从40%提高到45%，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总容量。可以说，影响巨大的乌克兰危机短期来看无疑给欧洲的绿色浪潮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长远来看，似乎更加加速了欧洲清洁能源的发展步伐，正如欧盟委员会所强调的“新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能源市场现实要求我们大幅加快清洁能源转型，并提高欧洲的能源独立性”。而导致绿色浪潮兴起的因素既源于欧洲政治与社会的复杂传统，也源于当下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退化与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新一轮能源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复合影响（如图1）。
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兴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
全球生态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是推动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兴起的现实根源。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退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是影响欧洲民众拥有强烈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及其相应行为的现实性根本因素。生态环境退化，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损失已呈全球之势。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两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指出，在1970年到2016年期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全球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68%，“我们生产和消费食物以及能源的方式，以及公然无视作为当下经济模式中根基的环境，已将自然界推向了极限”。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生态环境退化相互交织的一个异常突出的影响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化。2021年，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以及由IPBES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赞助的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工作组”发布的工作报告都清楚地揭示，多种人类驱动因素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大部分地方的自然状况，绝大多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指标迅速下降。75%的陆地表面发生了巨大改变，66%的海域正经历越来越大的累积影响，85%以上的湿地（按面积）已经丧失。气候变化影响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风险和挑战，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通过机械联系和反馈相互交织。气候变化加剧了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的和人为管理下的生物栖息地的风险；同时，自然和管理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支持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021年8月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明确强调，“人类的影响已经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这是确定无疑的。大气、海洋、冰层和生物圈都发生了广泛而迅速的变化”。正因如此，作为有着高度关注自然保护和较强生态环境意识传统的欧洲民众对这些问题给予广泛关注并推动当地政府作出积极回应。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欧洲民众对环境的态度”特别民意调查显示，5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保护环境“非常重要”（very important)，另有41%的人认为“相当重要”（fairly important）。自2007年以来，历次同样主题的民意调查都显示，虽然认为“非常重要”的比例略有下降（从64%到53%），但认为“相当重要”的比例却在增加（从32%到41%），两者的比例之和基本保持不变。而在认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当中，气候变化（53%）、空气污染（46%）和废物的日益增加（46%）位居前三。而在2021年3月至4月间进行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别民意调查显示，气候变化被认为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单一最严重的问题（18%），排在其后的是贫困、饥饿和饮用水匮乏（17%）以及传染病的扩散（17%）。有78%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63%的人认为在欧盟范围内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还有57%的人认为欧盟应当采取行动。这些民意调查结果充分显示出，即便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欧洲民众对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仍然高度关注，而这些关注也正是对实际上正在加速发生的生态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直接回应。
新一轮能源与产业革命的显现是推动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兴起的经济根源。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地区，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于科学技术及产业革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相对而言具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体会。在全球性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欧洲各国都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一次面临着重大转型，这对于欧洲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遇。正在推进中的“欧洲绿色新政”以明确无误的话语和理念揭示，它是欧盟推动的以应对生态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严重挑战的一个新经济增长战略，旨在将欧盟转变为一个现代化、资源高效、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到2050年不再有温室气体净排放，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欧洲在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和市场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竞争力。冯德莱恩把绿色新政作为欧盟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力图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驾驶清洁汽车、修缮房屋并使其节能，使欧洲的社会更加健康，经济更具有竞争力。欧盟认为绿色工业革命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凭借欧盟拥有一定优势的绿色技术和市场管理，能够赢得先机，引领全球的绿色技术革命，抢占低碳经济时代的发展先机，引导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
绿色转型通过为清洁技术和产品创造市场，为欧洲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也是欧洲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这一理念也正是旨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生态现代化理念的核心，也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绿党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德国绿党长期推行生态现代化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2021年竞选纲领的核心议题，赢得了非常有利的发展势头。在绿党的推动下，德国联邦议会于2021年8月对《联邦气候变化法》进行了修订，将2030年减排目标上调至65%，提出2040年减排目标为88%，将温室气体中和的时间从2050年提前到了2045年，旨在进一步促进德国绿色技术的发展。英国虽然脱离了欧盟，但英国在欧洲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碳减排预算纳入国家立法的发达国家，也是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11月，英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涵盖清洁能源、建筑、交通、自然和创新技术等领域，试图凭借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身份继续引领当前的绿色工业革命。根据德国环境部发布的一个评估报告，2020年全球环境技术与资源效率领导型市场的规模达到46280亿欧元，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93830亿欧元，年均增长7.3%，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和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创新及其市场应用具有越来越突出的经济效益。因此，很大程度上，欧洲当前正在出现的绿色转向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全球生态环境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触发了欧洲再次把握和引领当前已然显现的绿色产业革命的雄心和战略行动。
欧洲的绿色政治传统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持续是推动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兴起的社会文化根源。欧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产生了两个相互交织的影响。其一，欧洲国家尤其是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早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退化，从英国伦敦的“雾都”到德国鲁尔工业区严重的大气污染，还有著名的莱茵河因水污染严重导致河水又黑又臭而被嘲讽为“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这些惨痛的教训使欧洲人对生态环境破坏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加深刻的体会，从而有着更为敏感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二，由于较早完成工业化，尤其是二战以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欧洲地区的经济繁荣使得民众物质福利和人身安全等普遍得到相对满足，从而促使西欧地区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个人政治权利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以形成并推动欧洲形成了较为强烈的绿色政治传统。虽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当下的欧洲社会面临着多重危机的挑战，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和外部国际格局变化致使欧洲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压力，欧洲正在面临二战以后最为复杂的发展环境。但是，正如上文列举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众仍然有着较为强烈的环境保护理念，绿色政治在欧洲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另外，从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总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持续提升，年轻人远比年长者更有可能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大部分国家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具有了较深的影响力和稳定性，而且总体上当下几代人拥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数量和认识深度都远超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众，虽然欧洲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暂时会冲击这些价值观，但这些冲击可能带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回归（即便真的会出现）无疑具有滞后性，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更替另一代人的时候才会发生。因此，当前欧洲出现的绿色转向无疑受到欧洲整体上较强的绿色政治传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欧洲是众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地区。很大程度上，欧洲数量庞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就是欧洲绿色政治传统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直接显现，也是推动并支撑这种绿色现象的社会组织基础。
自媒体与大众传播进一步助推了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的兴起。素有“街头政治”传统的欧洲近年来由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加剧，各种环保组织的街头抗议活动增加，“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定期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等地组织“公民不服从”街头抗议运动，这些街头运动通过自媒体和大众传播快速扩散，进一步加强了欧洲环保主义的持续。自媒体的发达也助推了一些青少年加入这种抗议活动，瑞典女中学生格蕾塔·通贝格（Greta Thunberg）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 for Future）全球气候罢课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影响甚大。这充分表明自媒体和大众传媒积极渲染和广泛传播的重要影响。正是气候变化加剧与媒体大力宣传的相互交织和影响，在拥有强大媒体和十分注重言论自由的欧洲进一步推高了民众和有关政党对环保议题的关注程度，进而形成强大的环保主义盛行的社会和政治氛围。
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对社会经济与政治产生的影响
首先，在生态环境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的警示下，欧盟及其大部分成员国发展议程中的传统议题有所弱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前所述，在欧盟层面，从2019年底以来，欧盟委员会大力推行“欧洲绿色新政”，把它作为整个欧盟的核心政策。而从此时开始，欧盟也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除了一些及时的防疫措施，并没有影响欧盟持续推动绿色新政，而且把推动经济复苏和绿色新政有机结合起来。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气候法》的立法建议，2021年6月经过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立法程序正式通过，把2030年减排55%和2050年达到气候中和的目标写入了法律。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就落实绿色新政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政策措施，从排放交易到可再生能源，再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政策，把气候治理目标变成了具体的行动。在成员国层面，环境议题已经成为作为欧盟“引擎”的德国的重要政策议程。2016年11月德国政府发布了“2050年气候行动计划”，提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2019年10月出台“气候行动规划2030”；2020年通过了逐步退出煤电的法案，承诺德国最迟将在2038年淘汰燃煤发电，如果可能，将在2035年实现。2021年6月，德国经济复苏计划获得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拟将总额（256亿欧元）的40%用于气候保护措施，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已经持续占据德国政府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
其次，欧洲传统政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绿色政党的地位上升，欧洲政党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代表中右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欧洲人民党（EPP）和以社会民主党（S&D）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这些传统占据优势地位的政党席位显著下降，两大党团虽然保住了前两大党团的地位，但损失了近70个席位，首次失去欧洲议会多数地位，而且地位下滑主要体现在欧洲大国的传统大党中。法国近年来也出现了传统政党影响力下降的趋势，如前所述，经过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和2020年市政选举，绿党已崛起成为法国政坛的主流政党之一。同样，在2021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传统的社民党和联盟党虽然保住了前两大政党的位置，但席位都没有超过30%，尤其是联盟党得票创历史新低，而绿党却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表明传统政党格局正在受到新形势的冲击。
再次，政治参与的主流形式发生变化，精英主导的政治动员减少，环境议题与民粹主义相叠加。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和技能的普遍提升，反对精英对政治的主导和控制。而且，由于环保议题本身与民生直接相关，对环保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也成为欧洲普通民众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随着绿色政党力量的上升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加强，对传统政治参与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为了回应民众的环境关切，这些植根于绿色运动的绿色政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动员方式也都做出了很大的调整，以迎合民众的普遍关切，从而区别于传统的政党力量。由此，随着近年来不少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民粹主义与环境议题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环境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民粹主义在政治话语中有着复杂的含义，人们对其的理解一般偏于消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环境议题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也反映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增强。就当前欧洲出现的这一波绿色浪潮的发展趋势而言，一方面需要理解环境民粹主义盛行的深刻现实根源（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的加剧），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这种动向的负面影响，比如由于民粹主义的相对激进，在它的强烈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调整可能会越来越趋向激进和内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又会对本身就具有较强跨国性和全球性特征的环境与气候问题的应对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绿色浪潮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速，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加快，推动整个欧洲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更加深入发展。欧洲绿色浪潮迅猛发展将推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依凭手段发生重大变化，这对于欧洲的未来发展以及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而言，可能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这对于欧洲乃至欧洲以外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强的带动和倒逼效应，促使清洁能源和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快，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和先行者地位，从而推动地区性的进而最终形成全球性的绿色发展趋势，有助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其二，由于生态环境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诉求又与国际经济贸易相互嵌套，形成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得一些国家可以凭借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的政策措施来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比如欧盟将推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综上所述，近年来欧洲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呈现出较强的绿色景象，这既是当前生态环境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现实反映，同时也与欧洲较强的绿色政治传统和民众较为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密切相关，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国际竞争与新一轮产业革命所显现的强大经济效应的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性潮流，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并致力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就此而言，欧洲新一波绿色浪潮与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将形成相互呼应的积极态势，使得中欧绿色合作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特殊地位，中国也要密切关注并防范欧洲当前的绿色浪潮尤其是环境民粹主义的盛行对中欧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利用欧洲绿色浪潮的积极因素，加强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治理新态势与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AZD105）的成果】
【参考文献】
①[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英]托马斯·波古特克著，郇庆治译：《欧洲执政绿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林德山：《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评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7期。
③European Parliament, "About Parliament", 2 July 2019.
④张金岭：《欧洲生态绿党在法国掀起“绿色浪潮”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
⑤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2021年10月9日。
⑥IPBES：《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2019年5月。
⑦Pörtner, H.O., Scholes, R.J., etc., IPBES-IPCC co-sponsored workshop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PBES and IPCC, 2021.
⑧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August 2021.
⑨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张秀琴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⑩[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叶娟丽、韩瑞波等译：《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⑪王红艳：《环境民粹主义在欧盛行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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