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就辉煌伟业的核心要素之一。党在初创时期的对外交往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抗战时期将对外交往的目光投向全世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加强对外交往与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国际视野 世界情怀 对外交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 D23/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4.001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现代国际关系与新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剧变中的国际关系与政党情势》《大国格局：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范式》《与世界同行：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百年辉煌历史，历经革命斗争历练和长期执政考验的伟大政党，是一支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先进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为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理解，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服务于党的执政需要和自身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独特贡献。
党在初创时期的对外交往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0世纪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而波澜壮阔。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融入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时代大潮，汹涌澎湃。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了走向解放与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因势利导，顺时应变，把寻找救国救民革命真理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投向了俄国革命领袖列宁领导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共产党（布）[1]，投向了俄共（布）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这是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革命力量，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出的无可替代的伟大选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曾经留学日本、因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交往而初识马克思主义的陈望道，成为完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为了解十月革命真相而亲赴俄国考察的瞿秋白，翻译完成了《国际歌》和《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向国内传递了有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种种信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与革命实践，就这样被一批拥有国外学习、生活经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引进到了中国。在陈独秀的帮助和鼓励下，一批中国共产主义者聚合在一起，创办了《真美善》杂志，通过该杂志向香港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1919年，俄共（布）及其领导创建的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即开始派人到中国了解情况。1920年春，曾经生活在美国、并且加入过美国社会党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2]等人来华，广泛会见中国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早已开始考虑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同研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相关问题。1920年8月后，上海、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1921年春夏之交，周恩来、赵世炎、张伯简、刘志坚等留学法国和德国的年轻人，先后成立了旅法旅德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组织。旅居日本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的直接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亦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拉开了历史序幕。
1919年春，列宁和俄共（布）发起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当时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总部。最初以德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转向以莫斯科为中心。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重心，也转移到了苏维埃俄国。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建立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联系。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2年6月，与德法等欧洲国家共产党密切联系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1924年前就已经有中共党员在活动。1925年1～2月间，中国共产党香港支部也正式建立了，并在当年发生的省港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通过在华代表马林等人，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工作联系。共产国际的意见通常由他们向陈独秀传达并经过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报告。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者的陈独秀等人，都同意将中共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监督之下。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当时也按时送交马林。这也是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的通行做法。
显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自成立时起，就具有宽广的国际眼光和远大的世界情怀，就有着积极而有益的国际交往活动。因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而广泛地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各项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参与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有些人甚至在共产国际总部及其附属组织中工作多年。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蔡和森、任弼时、王稼祥、李立三、陈云等，都有在共产国际总部或其附属组织工作的经历。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同苏联及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直接获取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与物质援助，确立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那时，共产党和国民党还在全国各地选拔了大批青年去苏联学习，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杰出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俞秀松、肖劲光等人，也包括一度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王明、博古等人，甚至还有后来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国民党大员胡汉民、谷正纲，等等。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与苏俄、后来的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建立的特殊关系，对中国革命来说，既深得其益，也曾深受其累。在中国国情完全不同于苏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误”。特别是罗易、米夫、李德等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外国人”，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包括领导工作和军事斗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许多年间，包括邓小平、朱德、林伯渠、杨尚昆、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人在内，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仍前往苏联学习、工作或调养，不管怎样说，苏联当时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保存革命骨干与后备力量的可靠后方。
1928年，因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也不得不改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此次大会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全面参与下进行的，就连大会的政治报告，也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所作。
总体上说，一方面，“党的六大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3]另一方面，苏共极端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愈演愈烈的左倾路线，在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传导到中国共产党党内和中国革命进程之中。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在苏学习的中国革命青年，备受伤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一段异常深痛的历史记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几次出现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无不源自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从来没有在苏联学习进修的经历，从未出席过共产国际的任何会议，更没有在共产国际或其相关组织中工作过。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1927年1月，毛泽东所做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传到莫斯科后，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当年5～6月间，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共产国际》杂志即用俄英两种语言做了翻译转载。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该杂志英文版在介绍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表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高度赞扬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4]
对于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莫斯科方面也越来越重视。1929年７月２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曾发表社论，称赞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肯定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曾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东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对于1935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听取了来自中国国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陈云和潘汉年的情况汇报，肯定了会议结果。因此，同年8月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8年3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到莫斯科汇报情况，共产国际领导层改变了支持王明关于“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立场，重新通过决议，认定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陈云在莫斯科期间，化名“廉臣”，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生动翔实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正是这部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作品，为世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的真实故事。后来，共产国际进一步明显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问题的政策立场，这本书的国际传播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1938年7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及其继任者任弼时，指示他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1939年9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此呼彼应，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进步力量相互支持，密切联动，这是时代的要求与历史的呼唤。党在初创时期的对外交往与联系，并非仅局限于俄共（布）、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除了周恩来、朱德、赵世炎等人在欧洲同当地共产主义组织开展过合作，并且参与其活动外，中国共产党人还与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广泛联系。周恩来、陈赓等人与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等人的革命友谊，也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曾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为苏联顾问当过翻译和秘书的胡志明，于1930年在香港建立了越南共产党，最初称印度支那共产党。1938年，胡志明到延安会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中越两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共全力支持胡志明、长征、武元甲、黄文欢等越共人士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曾经数次营救被捕入狱的胡志明。越南籍革命者红河，与中国同志一道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成为越南人民军高级将领。
实际上，当时不仅在东南亚地区，即便在西欧、北美地区，也一直有中国共产党人在秘密活动。新中国著名外交家、1972年经中国政府推荐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就是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中共老党员。他1931年就已经入党，在美国留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度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负责人。
党在抗战时期将对外交往的目光投向全世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最主要任务。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通过该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迈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党的外宣工作或称国际传播活动的最重要一步。随后，设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玉章到巴黎接手该报工作，同时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并接受法共建议，将该报改名为《救国时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重要成员陈云多次以“史平”之名在该报发表重磅文章，同时还将他所撰写的向全世界介绍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的版权转让给该报，帮助解决其出版经费问题。
党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家，如陈潭秋、邓发、饶漱石等人，也曾专门为《救国时报》撰文或组稿。陈潭秋化名“孙杰”撰写的《东北抗联第四军介绍》，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有关东北抗联的历史资料。该报发表的悼念瞿秋白、方志敏两位烈士的专栏文章，后来被编成《殉国烈士瞿秋白》和《民族英雄方志敏》两本文集，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到1938年2月，《救国时报》共出版251期，在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量最高时多达2万份，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救国时报》还发表了20多篇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毛泽东生平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个非常的伟人》。该报多次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中共著名领袖”。美国记者斯诺和美籍黎巴嫩人马海德医生，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来到中国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抗战前拓展党的对外交往的重要工作对象。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他来中国后，通过实地考察陕甘宁边区、直接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那个时代最富吸引力的革命者”的美好形象，因此成为毛泽东本人和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老朋友。马海德则是以医生身份留在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籍成员，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参与卫生部领导工作，又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了余生精力。另一位著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于1937年1月进入延安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纷纷出面，亲自向她阐释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的个人身世与经历。深受感动的史沫特莱因此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她的这一请求未能得到满足，但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场。作为外籍八路军随军记者，她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了西方某些势力所说的“中共辩护人”。
埃德加·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是那个时候来到延安的。她通过参观采访，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使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多多少少地有了较为客观与公正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国际交往的对象扩大到西方记者，开启了直面西方大众传媒、利用西方记者开展对外宣传、主动塑造自身形象的新领域。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就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强调中国抗日的外交政策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这种外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二是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三是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5]在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融为一体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于1938年2月提出建立三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后来，他多次指示全党，要把有关抗日战争的对外宣传工作纳入到对外交往中来，并且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党全民族共同开展和做好抗战外宣工作的具体建议和主张，其中包括“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6]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国友人的开放，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和整个革命事业的了解，1938年7月，毛泽东亲自会见来延安访问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期望他们把中国伟大抗日斗争的真相传递给世界人民。自那时起，毛泽东更加重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和对外交往活动。1941年5月1日，毛泽东以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身份下达了如下命令：“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7]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把扩大对外工作的目光投向了在华日本人，积极在日军俘虏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杉本一夫等3名日本战俘首先宣布加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亲自向这批“日本八路”表示祝贺。当年11月，杉本一夫等人成立了反战团体“觉醒联盟”，开始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他们后来与其他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合并，共同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1940年春，日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从苏联来到延安，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延安支部。在中共的大力推动和直接帮助下，这个反战同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成立了许多支部，譬如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鄂边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等。在国统区，借助周恩来的大力推动，该同盟建立了位于桂林的西南支部和重庆总部，并于1944年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1941年，随着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事升级。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确认德国的侵略行为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一切力量必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8]基于这一新的形势和判断，他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和工作重点，仍然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依然是莫斯科与延安保持沟通的重要渠道。中共高级干部或其家属，如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林彪、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依然会到苏联疗伤或休养。这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持执行符合中国人民革命利益和民族解放斗争需要的国际主义路线，积极争取来自苏联和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要进一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根据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是非曲直，自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二者相互统一，并行不悖。
由于苏联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建有外交关系，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已经成为合法政党，但与苏联方面的交往与联系仍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干扰。蒋介石政权明确反对苏联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多数不得不悄悄进行。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援助相当有限。在物资援助方面，除少量武器弹药外，苏联主要提供的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文宣用品、通讯器材等。当然，苏联在其境内和中国新疆，为中共培训过各方面的人才，个别时候也派专家到抗日根据地进行过直接指导。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迪西克使团”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上，也留下了可圈可点的重要一页。当时，美国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盟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知之不多。为增进美方对中国的了解，自1942年起，周恩来即以多种方式和渠道，邀请来华的美方军政人士访问延安。后来，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来华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产生了兴趣，遂派美国驻华使馆两名外交官与周恩来等常驻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进行接触，双方最终决定安排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8月访问延安。对于这次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他们认为，由于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9]毛泽东还亲自动笔，将《解放日报》社论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改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共中央则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把接待外国记者和美国人员看成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坦率，美军观察组最后得出“共产党将在最后几年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的重要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来到解放区，有的直接去了延安，其中包括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派遣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1939年12月，白求恩医生在战地医院不幸殉职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他一方面高度赞扬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已的事业”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坚定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践行这条国际主义路线的崇高意愿和决心。他说，“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越来”，“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10]
那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1938年，他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邀请组建援华医疗队，报名者达700余人。作为医疗队成员来华的柯棣华医生，1941年加入了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被任命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柯棣华也是在战场上病逝的，毛泽东在挽词中痛悼“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赞扬并强调“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在那段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抗日的可歌可泣的艰难岁月，一些原本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背景的外国仁人志士，也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渠道，投身到中国革命中来，其中著名的有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加强对外交往与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虽未获得全国性执政地位，但已经成为全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未来的对外关系、实施何种外交政策等问题，开始被提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因此，1945年4月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11]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的战略思想。1945年9月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与联系的内外条件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联，此时已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世界第二大国，国力大增，国威大振，国运大昌。对于中国革命进程，苏联方面虽然仍不时指手画脚，依然给人以瞎指挥、乱干涉之负面印象，并且事实上确实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干扰和损害，但总体上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意愿是良好的，也是真诚的。因此，党的七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加强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与交往，并且努力从苏联方面争取更为宝贵的政治支持，争取更多方面的实际援助和支持。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胜利在即。苏联通过驻哈尔滨总领事，致电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领导人高岗，建议中共尽快建立解放区政府。东北解放区另一重要领导人林彪，曾致函苏联领导人，要求苏方派专家来华，帮助解放区恢复国民经济。苏方遂以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的名义，派时任苏联铁道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常驻中国东北。此人实际上也是苏联驻解放区经济工作的总顾问和斯大林派驻中共内部的总代表。“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是与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分不开的。”这时，中苏两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个人电报往来，已经十分密集。延安时期即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苏联医生阿洛夫，事实上是中苏两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个人之间的联络员。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革命的突飞猛进，双方都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直接沟通。因此，毛泽东决定亲赴苏联访问，进一步协调双方对两党两国关系及国际形势的立场，同时争取更多更大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毛泽东访苏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代表团组成人员已经确定，连服装都已经备好。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战争状况和交通安全问题，以时机不宜为由，予以婉拒。1949年1月底至2月上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米高扬深入交流，详细讨论了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主张。双方还就苏联承认新中国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问题达成初步共识。“通过这次访问，中苏两党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这为两党关系的后续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这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即。毛泽东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目的是要全面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其影响，彻底摆脱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负面遗产，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确保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中华民族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
基于这一重要构想，1949年6～8月间，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熟知苏联党和国家事务的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苏联。代表团成员包括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已经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以及著名俄语专家师哲、曾涌泉等。为了向苏联领导人全面而准确地通报中国情况，经毛泽东同意，抵达莫斯科后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向联共（布）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以及新中国将要实行的新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主张，征询苏方意见和建议。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共代表团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苏方赞同中国共产党尽快建立新政权，并承诺为新政权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在两党关系问题上，苏方也表现出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新姿态，并且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因此，刘少奇访问归来时，苏方派出220名专家随同来华。后来又有不少专家陆续来华，直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例如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外宣工作、建立外宣机构的新闻专家，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高射炮团的军事专家、帮助东北和华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卫生专家，以及电影摄制组等。历史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大力推进与联共（布）党和国家的友好交往并全力争取其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睿智的，既无须讳言，也无须回避，更不可否定和诋毁。
诚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即便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没有仅面向苏联一方。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晚年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曾多次来华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她第五次来华时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等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在同她谈话时提出并传遍世界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正是通过在延安对毛泽东的采访，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2]
被毛泽东尊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的美国学者李敦白，早年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他也是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美国军人来到中国的。在华期间，他通过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报刊，通过与中共人士直接接触，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他到了延安，加入中国革命队伍，经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书记集体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作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外籍党员，在新华社从事英语翻译工作，成为当时中共外宣队伍中绝无仅有的重要成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这个充满艰难险阻、遭遇无数曲折反复、异常艰苦卓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与联系，中国人民争取到的外部支持和援助，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更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正式成立了对外联络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的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在新中国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外交斗争中，又发挥了独特作用。1978年底改革开放后，作为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对外工作，着眼于现代化建设需要，全面调整，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中国道路作为可资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发展经验，其感召力、影响力和示范性大大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对外交往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变化，双边对话与多边论坛有声有色。特别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2021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同时也为世界政党政治格局新发展开辟出新境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牵引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
注释
[1]俄罗斯共产党（布）前身为1893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简称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后，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后，该党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联共（布）召开十九大，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2]维经斯基，中文名为伍廷康。
[3]《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40页。
[4]高中华、韩丽文：《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光明网，https://m.gmw.cn/baijia/2021-03/30/34727504.html，2021年3月30日更新。
[5][6][7][8][9][11]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15、5、32～33、37、4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18页。
[12]刘荣付：《毛泽东和他的三位美国朋友：他们怎样评价毛泽东》，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508/t20150814_7002698.htm，2015年8月14日更新。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entiments About the World
—The Work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Foreign Exchange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Yu Hongju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entiments about the world are on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Party's foreign exchanges in the early times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 and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War, the CPC expanded its foreign exchanges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wo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sympathy and support;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PC further strengthened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ccelera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wards a nationwide victor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vision, world sentiments, foreign exchange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责 编／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