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天群
【摘要】智能技术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部分，与我们共同建构人类社会。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向人类展现了未来社会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人工智能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给社会带来现实的或者可能的“技术代价”。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智能技术，人类要立足当下对未来进行协商，在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共同选择或者设计一个对人类有利的未来。
【关键词】人类未来 技术代价 人工智能 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3.007
人类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因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作用于人类社会，而未知世界的开放性决定了人类的这种探索结果是无法预知的。波普尔论证道，因为社会的发展受人类知识的强烈影响，而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未来才能知道的知识，因而我们不能对未来作准确预测。人类未来的这种不可（预）知论不会遭受责难，它让未来充满魅力，也保证了我们的自由。人类未来的现实化取决于或者部分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尽管组成“我们”的每个个体的力量是微小的。未来必定到来，但是到来的未来已经不是未来；未来是引领夸父们去追逐的那个太阳。但是，我们要理性地逐日：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要对未来进行协商，在多种可能性中共同协商出一个对人类有利的未来社会。
社会增强的智能技术
在生存竞争中，人类（智人）因为有了理性，其他物种已经无法与人类抗衡，人类便开始了与自己的生存博弈：不同社会或者人类集团之间进行竞争。在这种新的竞争类型中，发明并使用先进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获胜策略。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先进工具，从原始社会的石器、文明之初的青铜器、农业时代的铁器，到近代的各种电力驱动下的机器以及当前的通用机器计算机，这些工具中包含了时代最先进的竞争性技术，相对于不采用它们是“占优策略”——采用者在竞争中得分高或者胜出，不采用者得分低或者出局。这样，人类社会一直是技术社会（technosociety）——“技术社会是人与技术高度融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易等互动，以及人或者集团应对外部自然，都高度依赖技术。在技术社会中技术及技术产品或者人工物（artifact）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1]通过技术的相互竞争人类社会整体增强了，即人类一直在通过技术发展而进行“社会增强”（society enhancement）。[2]
现在轮到人工智能技术出场来进行社会增强了。人工智能，简单说来，就是人建造可替代人类心灵来进行工作的机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并开始了伟大的实践。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计算机被建造后的自然结果——1946年，人类第一台计算机ENIAC得以建成。计算、思维与智能三者难以分开，而用机器来解决复杂的计算本身就是高度智能化的事情，至少在当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因而，我们在考虑对人工智能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如图灵、西蒙时，不要忘了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当然，冯·诺依曼在多个领域中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指出他在人工智能上的贡献只是锦上添花。有了计算机后，人们便探索如何让计算机拥有像人那样的智能，而不仅仅是实现人脑的部分功能即计算功能。
今天人类社会被高速发展的智能技术不断嵌入和重构。当下的社会已经是智能型社会，或者简单说，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工作与交往全面渗透，人类社会被整体“增强”，尽管若干年后当我们回看时会认为今天的社会最多是“原始的”智能社会。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们，不关心哲学家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的学理争论，他们也不关心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之争；这里，强人工智能是指那种具有理解能力的机器，而弱人工智能是指能够通过图灵检验即貌似有人的智能的机器。他们根据社会需求开发出各种智能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社会化又进一步刺激或者促进新的社会需求。当前，不仅仅有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智能程序AlphaGo、AlphaZero和分析蛋白质结构的智能程序AlphaFold这样“小众”的人工智能程序，而且有各类科技公司开发的大量“大众化”的市场化人工智能产品，如各种人工智能客服、商场的问路机器人、汽车导航系统，以及逐渐成熟的智能陪伴机器人等。这些市场化产品达不到弱人工智能的标准，它们最多在某个领域中“看上去”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表现。因此，通用智能（全域智能）和专门智能（局域）两个概念更能有效对这些产品进行描述，通用智能（全域智能）指的是能够解决环境中所有问题的智能，而专门智能（局域智能）指的是能够解决环境中的某一类问题的智能。
这些不断出现的各种人工智能产品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它们打开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空间。人们开始展望人工智能社会的未来。弗洛里迪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图灵革命，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由信息与通讯技术驱动。”[3]根据弗洛里迪的分析，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颠覆性的自我认知的革命，它们分别为“哥白尼日心说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当下“图灵革命”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哥白尼革命之后地球失去了宇宙中心的荣耀，但人类仍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则告诉我们，所有事物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并在自然选择下不断进化，人类并不是万物之灵；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意识只是冰山一角、并被无意识所控制，因而我们不是意识（心灵）的绝对控制者。在弗洛里迪看来，图灵革命使人类丧失了“独一无二性”，人类不再是信息圈的中心。弗洛里迪说：“图灵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已不再是信息圈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代替人类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的思想来解决的任务，而这使得人类被迫一再地抛弃一个又一个人类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地位。”[4]这些非人类智能体的数字设备，尽管目前不如人类聪明，但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我们，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如果弗洛里迪说的是对的，那么，那些能够进行信息处理的机器应当与人类有一样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