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伟大斗争前所未有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梳理。主体、对象、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构成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必备要素，能从结构上比较完整地回答谁来斗争、斗争什么、怎么斗争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伟大斗争 主体 对象 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进行伟大斗争贯穿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过程，领导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新时代伟大斗争也前所未有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特点，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梳理。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主体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发起者、实施者。伟大斗争作为一种特殊重要的实践活动，必须在特定主体推动下进行。党是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当然主体，然而党作为主体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分层的。从宏观上讲，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表现为政治主体；从中观上讲，党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表现为组织主体；从微观上讲，党是由千千万万名党员干部凝聚起来的，表现为党员个体。所以，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主体特点也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
作为政治主体的特点。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我们党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始终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等重要思想，指导“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等重要论断，指导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等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导建设“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前所未有地重视党的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①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新时代伟大斗争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作为组织主体的特点。我们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拥有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完成各项任务最有力的组织武器。从党的历史来看，组织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建成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随着时代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如在革命时期，为了在党员激增情况下有效领导全党，党的五大设立中央政治局；为避免“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我们党探索把支部建在连上。在建设时期，为了加强对社会的领导，我们党开展“支部下乡”“支部进居”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为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我们党不断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如恢复重建中央纪委，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我们党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点建设组织体系。首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次明确地方组织和党组的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再次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来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此建设更加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为新时代伟大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作为党员个体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历史使命，比任何政党都更加重视党员干部的质量。列宁强调：“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②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斗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任务之艰巨、斗争时间之持久，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十分罕见，因此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加严格。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党员“要在革命实践中修养和锻炼”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在建设时期，我们党着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强调各行各业党员干部要又红又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党员先进性标准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和“20字”好干部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针对斗争提出5个“敢不敢”标准，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此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伟大斗争提供坚强的有生力量。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对象特点
对象是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人、关系、行为或事物。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对象，可以从多维度加以把握。一方面，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就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一切阻碍改革开放的顽瘴痼疾，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与挑战等，也是需要通过伟大斗争加以克服与解决的直接对象。但从哲学层面看，人—社会—自然及其相互关系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改造世界的基本框架和逻辑起点，因而就成为从更高层次上概括与分析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思维范式。这样，伟大斗争的对象就包含着体现人与自身关系的自我革命、体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方面，在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新时代自我革命对象的特点。“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伟大斗争。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与各种矛盾、问题等是自我革命的对象。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自我革命的对象不断变换。如“八七会议”纠正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纠正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延安整风纠正的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拨乱反正纠正的“文革”错误，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纠正的怀疑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错误等。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胜不骄、败不馁，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有了新的对象，并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一是以“四风”为代表，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和现象无时不有；二是以“四个不纯”为代表，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三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长期、复杂的“四大考验”和尖锐、严峻的“四大危险”，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
面对自我革命对象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限于专项自纠，而且大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自我革命：一是从作风问题开刀，连续打出一系列治标组合拳，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二是坚持制度治本，连续出台两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指导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全面严明法规制度强化约束。三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同向发力，如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其制度化，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新时代社会革命对象的特点。社会革命是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伟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政治追求。党成立以来先后领导进行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主要是“三座大山”及其维系的旧制度、旧的思想文化；“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主要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完善一个新世界”的改革开放，对象主要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障碍和不适宜的做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革命有了新对象，并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短板和不足，还不能完全应对来自国内、国际，经济社会领域以及自然界的风险挑战；三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改革进程遭遇“灰犀牛”“黑天鹅”等事件，出现诸如逆全球化等挫折和倒退。
面对社会革命对象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从坚持和完善、改变和破除两个维度统筹进行。在国内，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制度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各种不良社会现象，进行党的领导体系、党的建设制度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国际上，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支持以WTO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等制度安排；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和反腐败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象的特点。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反省与改变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斗争，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次深刻变革和一场伟大革命，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对象，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建设时期，虽然我们党发出过“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但在工业化初期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客观压力下，主观上犯过“急躁病”，过度强调“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大干快上”，过度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在许多地方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改革开放时期，虽然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后，我们党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再造祖国秀美山川”等宏伟目标，并在环境保护中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由于“追赶”现代化的客观压力，加上主观上忽视、轻视生态环境的唯GDP论一度流行，造成生态退化、污染严重、能源资源消耗过快等一系列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到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前夜，先前累积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新问题交织、叠加，生态文明建设对象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一是生态环境系统性风险、问题和危机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二是能源资源越来越难以支持原有高能耗发展方式；三是自然灾害的防治越来越依赖制度和科技创新。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对象的新变化，我们党前所未有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融合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二是顶层设计，把“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列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指导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战略部署。三是综合减灾，在与客观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斗争中，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在抗击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界报复中，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积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制度优势，调动各方面人力、物力、科技等资源，并在事中加强依法处置，在事后完善依法治理，切实保护生命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方法特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也是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根本方法。新时代伟大斗争是全方位的，不同领域的斗争有不同的斗争方法，不同的斗争方法有不同的特点。
注重体系化。斗争方法是基于时空和对象的集合所作出的选择，包括宏观战略方法、中观战役方法和微观战术方法，不同层级类别的方法共同构成一个体系。我们党在斗争中历来重视方法体系，反对机械地用一种方法包打天下。如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又坚持在城市隐蔽战线以及第二条战线上用多种方式开展斗争等。在建设时期，我们党既以阶级斗争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又以“团结—斗争—团结”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在改革开放时期，针对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党既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又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在解决海洋争端时既强调“主权在我”，又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总之，根据各个时期斗争的需要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探索出一整套斗争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伟大斗争我们党提出一系列方法，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另外，强调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确保取得斗争胜利等。这些体系化斗争方法体现继承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有力推动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深入开展。
突出制度化。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方法制度化和制度化方法是发挥制度优势、规范斗争尺度、明确斗争范围、稳定斗争预期的重要方式。“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我们党历来重视方法制度化和制度化方法，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斗争方法固定为党的工作制度乃至国家政策、法律制度，运用制度化方法进行斗争是党的一个重要传统。如革命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群众路线等，建设时期形成的“鞍钢宪法”“枫桥经验”等，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分别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进行的伟大斗争不是通过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前提下进行的，在斗争方法上更加突出制度化与法治化。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无论是自我革命、社会革命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强调建立健全制度，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如坚持制度治党，推进制度治理现代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都强调法治是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如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斗争方法突出制度化，有效地推动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顺利开展。
提升艺术性。斗争方法的灵活性和艺术性是相辅相成的，影响斗争的成效乃至成败，斗争方法失去灵活性就会使斗争僵化，失去艺术性就会使斗争失控。我们党历来强调斗争方法的灵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如在革命时期，针对敌强我弱形势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1954年日内瓦外交斡旋成功经验提出“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斗争策略。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针对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并强调“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长期复杂的伟大斗争，我们党高度重视斗争方法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如“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伟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和丰富的方法选择，对夺取斗争胜利和实现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教授；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注释】
①《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4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责编/张忠华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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