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日益恶化，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6月22日15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35.6万人，死亡122248人。随着美国各州逐渐进入第二甚至第三阶段“重启经济”，近日来，多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情况。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是全球最多的，成为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震中”。近期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浪潮，更是给美国疫情防控雪上加霜。遭受疫情沉重打击的美国，完全没有展现出一个头号发达国家应有的抗疫水准，对疫情的防控与医疗诊治都暴露出国家治理的诸多问题，其国家体制的缺陷值得深入思考。
美国疫情严重首先反映出联邦政府应对疫情不力，错失了疫情防控良机。在疫情暴发初期，联邦政府多次忽视专家预警，导致疫情应对陷入被动局面；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严重程度预警不够，加速疫情传播；官方不断淡化疫情的风险，误导公众认知，耽误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疫情暴发后政府内部党派利益之争更是贻误了“战”机。与此同时，经济与大选的考量也束缚了联邦政府的抗疫行动，试图借疫情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联邦制运转不畅和党派斗争导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难以得到落实。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处置疫情问题上明显的分歧与矛盾，使得抗击疫情难以形成有效合力。联邦政府在疫情防控的关键议题上采取了“选情高于疫情”的政治化抗疫指导理念，避重就轻、遮遮掩掩、麻痹公众，导致各州疫情加重。此外，美国两党制的政治架构和两党极化的政治发展现状，恶化了美国抗疫形势。在党派斗争的基本逻辑下，与疫情有关的重大决策遭遇波折，导致政府应对疫情效率低下，加剧了政府失灵。
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也成为疫情应对失利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美国以医疗条件领先全球著称，但在此次疫情中的糟糕成绩，让人们重新审视美国在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一个多元化、以市场导向为主的体系，更注重科技创新能力与医疗技术的领先优势，而不是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医疗福利。在多元复合公共卫生治理制度设计下，面对昂贵而低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一些美国民众因无法负担费用而放弃治疗新冠肺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受制于复杂的公共卫生疾病监管程序，在病毒检测方面的迟滞，加速了疫情传播。除此之外，医疗专项经费大幅削减、医疗物资制造业空洞化等因素也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美国的医疗服务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美国民众防控意识的淡薄对疫情防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国内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尽管感染与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美国民众仍未对疫情予以足够的重视，仍有大量民众主动放松防疫戒备。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更是诱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很多抗议者既不戴口罩，也未保持一定的距离，让疫情防控险象环生。美国国家危机意识的相对滞后、流感袭扰使民众陷入“警报疲劳”以及国家卫生战略存在的不足，均为美国民众淡薄疫情防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现实的就业压力、悲观的经济预期，迫使美国民众进一步降低原本就淡薄的防控意识。
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疫情防控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百年一遇的疫情撞上百年难遇的总统，在选情优先的抗疫策略下，美国总统、美国民众乃至美国国运都在经历考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凝聚共识、消除偏见是增强当前全球抗击疫情信心的唯一选择；相互尊重、包容互鉴是解决当下也是未来应对全球公共突发事件的良方。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美国应对不力的问题，需要美国不断改进相关措施，同时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摒弃“以邻为壑”的零和思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合作，全力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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