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法三：从内到外无限实干
上犹县在脱贫攻坚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实干、苦干的干部， 他们不计辛劳，用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让各项脱贫措施得到落实，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如国网上犹县供电公司派驻水岩乡金盆村的驻村干部田莲娣，为了照顾意外受伤74岁的独居老人黄某，主动联系医院上门，多个夜晚整夜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直到老人完全康复，她还积极为贫困户鸡鸭等农副产品解决销路问题；她甚至在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在上犹人民医院门诊打针吃药后，当晚又返回金盆村继续带病工作。被当地扶贫干部和人民群众称为“扶贫路上的铁娘子”。
又如县财政局派驻社溪镇麻田村的第一书记方宗淦，依靠一辆“小毛驴”走村入户，用两个月时间就走完了全村130户贫困户和部分非贫困户；他的父亲因脑中风身体瘫痪，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此时他爱人还有一个多月就将临产。面对千头万绪的扶贫工作，他来不及多想，流着眼泪委托在外务工的弟弟辞工回家照顾住院的父亲，自己又投入到紧张的扶贫工作中，在炎炎烈日下往返于麻田村的乡间小道，开展村庄整治，建设产业基地，累得有时候打个电话都睡着了。
这些扶贫干部在全县并非个例，是上犹县扶贫干部勤恳工作，一心为民的真实写照。这些基层干部，活跃在基层的各个时段，各个角落。比如今年疫情期间，社溪镇石崇村第一书记陈昌茂以骑摩托车+移动音箱走村串组的方式，当好宣传“小喇叭”，在最短时间内把防疫知识送到每家每户。五指峰乡鹅形村第一书记张铨芸不顾家庭困难，不畏疫情危险，始终坚守一线，拉网排查返乡人员，耐心宣讲防疫知识，坚守防控站点劝导群众。安和乡富湾村第一书记王炜在排查、值守卡点的同时，还当起“代购员”，为群众代购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
上犹县意识到榜样具有提升扶贫队伍软实力的作用，开展了诸如“感动上犹十大人物”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树立模范，提振信心。
有意思的是，在扶贫工作中贫困户思想转变的作用会大于直接帮扶成效。如平富乡上寨村马坳组的刘传禄，夫妻俩都是残疾人，在精准扶贫政策和平富乡帮扶干部刘继满帮助下，刘传禄发展了养蜂产业，并得到了相应产业奖补资金和销路支持。他家所产蜂蜜质量过硬，逐渐赢得了远近消费者的青睐。刘传禄脱贫后热衷公益，在平富乡庄前村刘屋组修建三段上坡小路时，他捐款1000余元；2014年，他在平富路段捡到3000多元现金，在长期未找到失主的情况下，他把这笔钱全部用于公益捐资助学。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根本途径（包括感恩教育），只有先解决思想问题，才能为真脱贫奠定坚实基础。上犹县坚持扶贫、扶志与扶智同向发力，转变村民“等靠要”思想，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上犹县严湖蔬菜基地 钟芳亿 摄
蔬菜产业带动贫困户就业脱贫 钟芳亿 摄
做法四：从后往前解放思想
脱贫攻坚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底线要求，是乡村振兴的铺路石。随着2020年全国宣布脱贫，扶贫政策将逐渐消失或弱化，上犹县在一些工作上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并开展了一些新尝试。
如上犹县陡水镇离县城不到20公里，镇里把集体农田以1500元/亩让全社会认领，由村集体耕种，保底400斤的“一季稻”收益；东山镇以2000元/亩认筹金，保证1000斤“双季稻”收益，剩余部分按照国家稻谷收购保护价给予返现。
这种“私人定制”模式，已经超越脱贫攻坚范畴，它折射出一个鲜明信号，从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一个一体化进程，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续。
这种“私人定制”模式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引入了城镇资本，让农民可以有生产原始资本；第二，它分散了农业风险。要知道，农民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很低，这种模式可以直接把风险分散给城镇资本。
此外，上犹县还出现了许多脱贫致富的“领头人”，透露着乡村振兴的希望。
高基坪村支部书记廖乐平带头租种了200亩生态水稻，成了当地种粮“领头雁”，村干部罗香财种植了油茶林80多亩，并成立了油茶合作社，带领合作社村民进行油茶低改，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使油茶亩产平均提高8斤左右；紫阳乡乡贤廖良茂等人返乡创建了金峰油茶、为民米业和荣昕公司等生态农业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农村千千万万，千差万别，上犹县脱贫攻坚有其共性和个性发展特色，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当能作为参考。除此以外，下一步的乡村振兴还应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能走出有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作者：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曾经于2017-2018年挂职上犹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钟文兴，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级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