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任何分配关系只能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这就要求实行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的核心命题是公平分配，包括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不断增加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居民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在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也从单一走向多元，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不再占据绝对主体，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比重增加。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6%，比1964年下降30.3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占比为11.3%，比1964年提高8.4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的占比为10.3%，比1985年提高9.8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的占比为17.8%，比1964年提高13.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8年底的1.7%，有效避免了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为世界减贫作出了卓绝贡献。相比之下，无论是收入不平等还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下，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结果经济危机这一顽症始终没法避免。按照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的实证研究后的结论，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欧美各国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差异上，还体现在各国财富分配和资本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方面，并且财富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的基本要素就是供求、价格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作用机制，竞争机制调节了供求均衡和均衡价格的形成。马克思认为，部门内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部门间竞争可以促进行业利润平均化和下降化趋势。按照结果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所揭示的，在人们思想境界有限、个体逐利的情况下，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正因为竞争是获致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之后，提出了发挥竞争基础性作用。为此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排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为此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同时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在全面开放中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优势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凭借动态核心能力优势得以体现出来的。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私有制大规模企业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即便是通用汽车公司也遭遇了“大而不能倒”的尴尬局面，最后还是借助于联邦政府的临时国有化措施才免于破产。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经受住了巨大考验而赢得国际上的普遍盛誉。所以，无论是何种所有制企业，都必须在“走出去”和“请进来”中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增长期”，2010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对外开放的贡献功不可没。为此，《决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给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实现机制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一方面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限制措施减至48条，减少近四分之一；2019年6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发布，在保持原有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缩短了清单长度、减少了管理措施、优化了清单结构，基本形成全行业开放格局。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对内开放，特别是在传统垄断行业，国有独资和绝对控股现象比较普遍，非公经济在市场进入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壁垒和隐性障碍，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这就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争取在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独资化、去刚性化等重要方面有所突破。
总之，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总体上支撑并促进了中国经济7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路赶超，被国际誉为“中国奇迹” “中国速度”。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可以预见，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徘徊的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乐观估计到2025年，保守估计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有望实现大多数国家历时漫长而难以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也有望顺利跨越长期困扰大多数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汪海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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