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汇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同日本侵略者展开的血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其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流砥柱 敌后战场 抗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1
【作者简介】李树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主要论文有《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点》《抗战时期中共对东北的经略》《毛泽东与抗战初期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2]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3]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身先士卒，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以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全民族抗战，为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4]
率先举起抗战旗帜，领导东北局部抗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5]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端，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侵略者短短4个多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3000万东北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东北三省之所以这么快就丢失，从根本上说，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恶果。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决驳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提出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正确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了决议、宣言、号召。这些决议、宣言、号召，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基本原因，揭露了日本以占领东北为突破口，进而侵占全中国，然后达到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阴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鲜明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要求各革命根据地对所属红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众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在东北组织兵变，开展游击战争；号召全国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立场，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份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宣言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6]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发布，要求各军事领导机关应“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加紧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7]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代表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心声，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反抗到底的坚强意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爱国党派、团体和民众，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已有义勇军的活动。1931年11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是蓬勃发展起来。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的义勇军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但是，由于自身的弱点，特别是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有效支持，甚至遭到背叛，在日军重兵进攻下，东北义勇军伤亡惨重，相继失败。
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在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失败后，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是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根据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整合东北的抗日武装，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通称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指示信的精神，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率先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展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局面，抗日武装得到较快发展。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粉碎了敌人频繁的“讨伐”，1934年到1935年两年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共出动达5.2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发展，给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提出了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日伪军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残酷镇压，使得这种联合与统一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已组建成11个军，共计3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灭敌军1万余人，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有力支援了内地的抗日斗争。毛泽东同志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东三省的游击战争……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8]
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进程的重要发展阶段和组成部分，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倡导者，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捐弃前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1933年1月17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愿意在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全体陆海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等六项主张，以便“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9]
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和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八一宣言揭露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国人民首要任务就是抗日救国，“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0]八一宣言倡议：“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八一宣言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2]
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后不久，就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军事战略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局势，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独占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也走上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民族革命阵线进一步扩大了，党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要有上层的，党要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3]报告内容提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一是对中国的阶级关系作了正确的分析，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最危险的敌人”，而是当作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者；二是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也要进行上层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并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摒弃过去“左”的做法，发展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上。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实际上停止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的敌对状态，为西北地区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形成了逼迫蒋介石抗日的强大力量。
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其停止“剿共”，进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奠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奋斗目标。同时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对于这些重大让步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为的是“互相团结，一致抗日”。[14]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直接威胁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迫使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和政策有了根本性改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次日在庐山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建立起来，但国民党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反共立场，总是想方设法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这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大规模武装进攻，但即使发生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战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的危机，毛泽东同志早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就提醒全党要汲取历史教训，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人要掌握领导权，特别强调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瓦窑堡会议要求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6]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1940年间，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文章中，系统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方针。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新中华报》撰写的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7]
为了抗战大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18]在同顽固派斗争时，坚持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也就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施这些政策和策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处理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时，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成就了抗战大局，是当之无愧的抗战核心。
确立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指明抗战胜利方向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全国抗战开始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中华儿女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的局面，中国面临的已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如何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问题。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积极的抗战态度。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如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等等。但是，国民党抗战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本能地防范人民群众，压制民众的爱国运动，生怕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会危及其统治，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的抗战是不会彻底的，不去动员人民群众而单纯依靠政府的军队进行抗战。这是一条片面的抗战路线，必然导致抗战失败的结局。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19]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指出在抗战问题上存在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和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要实现八大纲领（即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另一套是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20]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教育和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全民族抗战。”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全国抗战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21]会议根据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对日绝交、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肃清汉奸卖国贼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就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意义作了说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因此，“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22]
为在军事上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持久战争战略方针。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期间，毛泽东同志作《论持久战》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
洛川会议通过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游击战争可以是辅助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动，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则要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上加以考察。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作了分析，肯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及其战果证明，游击战争是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优势的最有效的作战形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提出实施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指引全民族抗战一步步走向胜利。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是极富创造性和远见卓识的。
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主战场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来看，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其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但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政策发生改变，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国民党则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更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同盟国身上。对此，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说：蒋介石力图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是他决不会去进攻日军的一种使人上当的说法；他想保留美国援助给他的军火物资，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中共的地盘并消灭他们。[23]
在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保存实力政策驱使下，许多国民党官员和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大批投敌。特别是1944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性进攻捷报频传，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是另一番景象。处于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为了保持其本土与南方占领区的联系，摧毁中国政府继续抗日的意志，于1944年4月孤注一掷发动豫湘桂战役。战役以国民党军的惨败而告终，丢失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多万人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严重损害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形象，引起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自1943年开始的攻势作战，不但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而且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上千万。活生生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认定：“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24]其具体依据是，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中的威望得到极大提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不但要应对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清乡”，还要时时提防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致使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经历了发展、收缩到再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日的主力军。1941年5月25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25]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收复国土面积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抗日军民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东北抗联等部队独立奋战14年，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
与此同时，历经抗日烽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壮大起来，党员人数发展到120多万，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到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到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近1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26]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凝聚民族意志和行动的强大精神力量。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就指出：“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27]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进行的抗争，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历史过程。抗日战争中，爱国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全民性，真正达到了万众一心的程度，其超越了阶级、阶层、党派局限，也超越了性别、地域的界限，真正形成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长幼，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局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所没有过的，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正气之歌，涌现出为数众多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8]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9]
在伟大的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是民族解放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和竭诚维护者，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撼天气魄、博大胸襟和不懈的奋斗，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中华儿女汇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共同奋斗，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开辟道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30]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满怀自豪地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31]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更加明确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32]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历经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国人民更加深刻理解了和平的价值，更加清醒认识到国家强大的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33]
注释
[1][3][3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年9月4日，第3版。
[2][8][15][17][18][20][21][22][3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4、416、364、759～760、745、346～350、446、354～357、457页。
[4][28]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第2版。
[5][2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248～250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10][1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3、265、265页。
[13]参见张海鹏：《抗战胜利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人民论坛》，2025年第16期。
[14]《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0页。
[16][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0、436～437页。
[19][25][29][31][3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4、804～805、1032、1027、1097～109页。
[23]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77、295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74～675页。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周群英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Mainstay
of the Nation'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i Shuquan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hard-fought battle waged by patriotic compatriots from all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strata across the nation, including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for th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it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dvocated by the CPC. It was a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chieved the first complete victory in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is victory represented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leading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 deep crisis toward a great rejuvenation. During the War, the CPC, with its correct political propositions, resolute will and exemplary actions, supported the nation's hope for salvation and survival, led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resistance war, and became the mainstay of the nation's resistance war and the national vanguard for winning the war.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ainstay,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