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成立后为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努力
主持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可否介绍一下中国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哪些努力和实践？
欧阳雪梅：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开辟的丝绸之路是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国际文化交流路线，被视为文明交流的典范和象征。汉、唐时代既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体意识高扬、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在积极建设新文化的同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在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图书、博物馆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的契机，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进全方位开放合作，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不仅推动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而且于1979年初访美，并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此后中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信息传递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贯彻了中国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共生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对立，极富建设性和创新性。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普惠、平等、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念，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一带一路”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联合国文件接受。伴随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扩大，将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文明，将为亚洲文明再度复兴注入新动力
主持人：亚洲民族、宗教、文化多样，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加强交流、加强沟通，把亚洲多样性转化为扩大交流合作的动力，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这方面有何突出贡献？
钟飞腾：从经济角度，更能看清楚中国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亚非拉”这个概念开始流行时，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人均GDP不到非洲的80%，不到拉美的40%，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这种落后，一方面是源于西方的强势崛起，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的落差，亚洲国家的文明主要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而19世纪后期入侵亚洲的列强都是工业化国家。
为此，不少亚洲国家奋起直追。一方面，1967年东南亚五个国家成立了东盟，在制度创建上比万隆会议更进一步，将地区合作加以机制化。另一方面，东亚开始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经济相继起飞，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文明古国对本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意味着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下决心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腾飞，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推动下，有关亚洲价值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核心正是传统的儒学。从一定程度上说，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再度唤醒了人们对本国文化和传统的敬重。
1988年，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针对所谓“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的说法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1992年，中国政府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一个强大的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稳定的基础。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地区秩序是比较稳定和开放的，而当中国陷入内乱和国势下降时，整个地区形势也将陷入动荡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中国复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是可以期待的，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是值得期待的。
葛红亮：当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也让东南亚国家看到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重要价值。在这一情形下，“中国元素”一再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大选中，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向中国学习”或学习“中国经验”的呼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青年来中国学习和培训。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家治理经验、企业管理、交通运输先进技术与新兴经济拓展等方面正在进行更多、更务实的交流、互鉴与合作。
文明互鉴依托于人文交流与往来。中国—东盟国家往来历史悠久，多元文明则在这一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学习。从理论上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在本质上也是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因而，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众在交流和磨合中认识彼此、尊重彼此及学习彼此更为重要，这实际上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文明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与共同进步的基础，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恒久弥新的重要动力。
曲慧敏：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纪，中华文化应该在人类多元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王岳川在其书《发现东方》中说，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时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1840年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呈现出单向的“输入”态势。改革开放至今，这种态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就是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进程接近完成，中国已进入发展和创造自己新文化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开始进入自觉展现、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时期。这个转折，将是中国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的重大贡献。
许利平：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洲重要一员，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亚洲文明再度复兴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现代文明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靠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之一。二战后，亚洲国家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靠的也是各国的民族精神。这是现代亚洲文明对话的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解决富起来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功解决温饱问题，使约7亿农村人口成功脱贫，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奇迹，树立了亚洲辉煌物质文明典范。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正处在强起来的征程之中，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为亚洲文明再度复兴注入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