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思
王非曼从事家政教育与研究工作近20年，主要教授家庭布置、家庭管理、服装学、高级服装学、织品与衣服等课目。她编著的《家庭布置》《家庭管理》《织品与衣服》《服装学原理》，均被印成讲义，只因国难当头，没有正式出版。
1933年10月1日，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刊登了王非曼的《家政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文。她从中国人对衣、食、住的无知和女子对家事的错误认识谈起，指出家政对人们生活以及家庭的重要性。“我们要想满足衣、食、住的目的，没有家政科是不能够成功的。甚至于我们的民族，若不从家政做起，是没法强健的。我们以后要纠正看不起家政的错误，应当把家政和其他的科学一样的看重。要知道治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若把它当作一种科学去研究，是和研究其他的科学一样，可以增长生活的价值的。同时家政给我们很多的出路——解决我们职业的问题——并且使我们对于社会有所贡献。”
王非曼指出，中国不重视家政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以衣、食、住三者来讲，却远赶不上其他后起国家，国人向来没有把衣、食、住看成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不知道这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原理。不按原理去做，没有新意，结果导致稍有资财的中国人都喜欢住洋房、吃西餐、穿洋服。究其原因，外国把衣、食、住看成一种科学，在大学里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重视。“我们想要改良衣、食、住，就非根本承认家政不可。我们想要给妇女们找寻一个出路，亦非根本承认家政不可。家政的主要目的是治家，治家包括衣、食、住和儿童的养育。”
1936年，《教育杂志》第12期刊登了王非曼《家事教育之重要及其实施》一文。她指出：“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织。一个国家若要强盛，则其国内所有家庭必须良好。这理由是很明显的，因为一个人的家庭如治理不善，其家庭教育大概是不会有的，决难养成健全的国民；而他在社会上服务，精神上多少要受点影响，减低工作的效率。这对于国家社会，都是十分不利的。”
家事教育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王非曼归结为五点——
第一，家事教育可以养成健全国民。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做父母”本是一桩不容易的事，而国人却偏偏忽视这一点，认为只要是个成人，好像就有资格去教养儿童，至于如何教养，如何培育，事先既没有准备，事后更不加研究。于是，儿童无论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均因未受到正当适宜的陶冶，而发生了许多缺陷。如今要挽救民族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培养健全国民，而欲养成健全国民，家事教育则非常重要。
第二，家事教育能够促进家庭工艺发展。纺线织布等老法，不能与舶来品抗衡，我们不必再去提倡，但许多家庭生活的日常用品，可以用本地原料，自己制造，不必去购用，或雇人去做。现今学校女生，回到家庭，往往连简单的衣服也不会缝，极属不是。学校对女生应厉行家事教育，使她们对家庭工艺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对于家庭经济也有所帮助。
第三，家事教育能够增加生活效能。我国家庭生活大都是习俗相沿，现在需要在经济方面、管理方面及其他方面彻底改造，加以“科学化”。而所谓生活科学化，即生活合于卫生，合于经济，且合于高尚的理想。家庭成员欲有力量为社会服务，则家庭生活的效能必先增高，而欲达此期望，家事教育不可缺少。
第四，家事教育能够改变家庭生活态度。以前，我国家庭生活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现在，社会关系日渐复杂，一个家庭的幸福，必须以社会的幸福为归依，例如卫生，无论一个家庭如何去注意，倘使社会上的其他人，皆不讲求，终不能达到目的。由此可知，家庭生活不可仅限于一家一户，我国许多家庭往往与社会生活不能调适，发生种种纠纷，这是应予补救的。
第五，家事教育能够促进国家义务的完成。国家是若干家庭组合而成的，如果家庭治理得好，家庭与家庭之间一致，没有利害关系冲突，都以谋社会幸福为目的，则国家统一当无丝毫问题。国家观念的养成，国家义务的履行，都是家事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1939年，第2卷第25期的《教育通讯》（汉口）刊登了王非曼《抗战时期的家事教育》一文。她认为，抗战时期的家事教育比以前更不被重视，应当设法补救，这样可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此前的中国大学均位于大都市，吃穿用的购买很方便。现在，大都市皆沦陷，迁移于偏僻之地的大学女生，自己连面条都不会煮，衣服破烂后，能够缝补的也不多见，更别谈独立缝制衣服。与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在艰苦环境下，独立生活的能力比较欠缺。第二，中国政府素来不重视女子家事教育，而整个社会也不提倡、不鼓励女子的家事教育，所以才促成如今的后果。近年来，虽然各地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相应添设了家事课程，但因为师资的缺乏、当局的忽视，实施效果并不好。第三，如今的一般女子轻视家事，总认为家事实属平常，不值得学习与研究。
而在王非曼心中，家事教育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尤为重要。“抗战建国需要全国男女同胞的总动员，人人应当尽其人力物力以帮助国家。无论谁都不应当袖手旁观，无论谁做的事也不应当和抗战建国的目标相冲突。一个家庭的内助不好，往往阻碍男子对于国家社会服务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时期，女子至少应当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免去男子时时发生内顾之忧，影响其对于抗战建国的贡献。女子若再能帮助男子促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使命，这更是国家社会所希望的了。现在抗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阶段，无论住在后方或战区，家庭都应当有经济自足的能力，以免金钱外溢。家庭为国家的元气，抗战建国力量之所从出。家庭的衣、食、住，家庭卫生，儿童养育以及其他，皆有积极提倡改良之必要。提高家庭的力量即所以提高社会，更进一步即所以促进抗战建国的完成。”
王非曼在《怎样研究家政学？》一文中从“家政学的范围”“织品与衣服的研究法”“家庭布置和管理的研究法”“营养学和烹饪的研究法”“家政学与家庭生活”等五个方面，就如何研究家政学进行了详细阐释。她说：“家庭是社会的反映，家庭若好则由家庭所产出的国民必好。一个国家的国民皆好，一个国家便不会不好。所以家政学的研究在吾国刻不容缓。在家政学尚未发展以前，先讨论研究家政学的方法并引起研究家政学的兴趣，我以为这是再恰当的机会也没有的了。”她甚至认为，家政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美术。
在教学实践上，王非曼非常注重所讲课程的实用性，她编写的《家庭布置》《家庭管理》《织品与衣服》《服装学原理》等教材，都围绕对将来生活中、教学中有用这一目的而展开。比如，她的译作《实用服装学》，其中关于“人的身材与衣服设计”的内容非常实用，图文并茂，讲解清楚明白。
王非曼是女子师范及家政教育的积极推动者，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女子进步以及抗战救国培养了大批家事人才。在20多年家政学习、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实用的教育思想，既注重理论学习，又讲求动手实践。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将家事学习提高到提升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
（作者：戴建兵，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永颜，系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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