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对话吴晓波、周其仁：企业家要敢闯，但别给自己埋雷
杨壮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联席院长
近日，北大国发院举办博士论坛，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与吴晓波、周其仁就文化、企业家精神、管理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关键词1：企业家特质
杨壮：来自国企、民企、外企的企业家似乎价值观并不相同。您怎么看？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DPS金融管理博士项目学术主任杨壮
吴晓波：我们把企业家看作生产资料，是人类中比较特殊的一些人。早年经商可能是因为好奇或者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但是随着发展，个人的诉求已经变得很低。所以做30年40年的企业家肯定不是满足他物质的需求，他的精神境界也会有很大的提高。我一直以来特别尊重企业家这个阶层，我看到了在成长过程中，这些个人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和获得之间很难成比例。
每一个人有左脑和右脑，要么偏感性，要么偏理性。企业家是需要这两个大脑中有一个很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在感性的层面上非常非常感性，敢于面对不确定性。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赌徒，喜欢赌博，如果没有赌性的话，没办法做那些冒险的判断。第二个，对数据要特别敏感，因为企业家数据能力特别强，他必须是个精算师。但你仔细想，爹娘把我们生下来，很难说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左脑和右脑这两个能力能全部具备，所以它是一个迭代修炼的过程。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李书福，觉得他是很戏剧化的人，有一年他评上“浙江十大经济人物”，这兄弟走上来的时候是慢吞吞的，我说你为什么慢吞吞呢？他说主持人跟我讲，你慢一点，镜头可以多一点。
我去年又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他还是走路很慢的一个人，还是认为一个汽车就是四个轮子，他肯定走不到今天。这40年以来，吉利成为世界五百强，在李书福身上所发生的进步是明显的。企业从非常草莽的时代，啥钱都敢赚，到最后注重环保，讲产品质量，包括工会问题，都是不断在进步。企业发展中的人的进步，是这三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
第二，企业家发展过程中，远见和对不确定性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另外一个能力是，当这些判断失误的时候，你有没有强大的纠错的能力，这也是企业家成长非常重要的事情。企业家的自我迭代，是企业能够不断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我看企业很少看战略，我更多去看人，看企业家的个性，看在时间检验过程中，他所做出的很多决策。
关键词２：企业家的胆略与良知
杨壮：这些年的制度变化过程中，哪些东西你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而且这种继续还要更加深入地走下去，让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得到更高、更深的弘扬？
周其仁：企业及其所处的环境，不断在变化，如何掌握分寸，不容易。我的观察，有两句话重要，一句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还有一句，“这山望着那山高”。用上这两句的，走得比较长久。
第一条就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过去的经验说，任何一个时点，都要把在那个时点需要做、允许做、鼓励做的事做足。该唱不唱，该吼不吼，过了这道梁子，再想唱也唱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走着走着，事情会起变化。我看过乡镇办蓄电池厂，开始的时候增加就业又纳税，方方面面都叫好。可等到越办越多的时候，环境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哪还能让你继续吼？要明白，市场、政策、制度、公众看法等等，整体环境总归要起变化。对未来的变化，有点提前量最好。没有，与时俱进也是好的。最怕一招鲜，吃遍天，以为可以永远吃下去。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
究竟闯多远，那得你自己拿捏，还要因时调整。我观察厉害的企业家，审时度势能力都比较强，该闯的时候就把那个机会窗口用足，但又不给自己的将来埋下一个雷。不少事情，政商关系、环境污染、劳资关系等等，不同时段的那个临界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唱到什么调，是一门实践的学问。
企业家也好，其他什么家也好，做人在心底总要有一个“良知”，明白哪些做得，哪些做不得。长远看，现代化的社会一定向人类良知的方向收敛。
关键词3：中国式管理创新
杨壮：在今天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今天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如何让世界知道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行为？世界对中国的理解还相当少。在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如何让国际社会更了解我们？
吴晓波：中国企业在最近这几年，在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和产品理念等方面的建设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能力。比如我在腾讯和阿里巴巴身上，看到互联网所形成的内在创新机制、蜂窝组织的竞争能力、赛马机制、包括对产品研发的理解，这都是之前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的。这些互联网公司有可能在未来贡献出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我认为这方面对管理学的创新是有机会的。
这几年，中国传统制造公司的组织变革也非常的猛烈。我每年都去海尔，这个公司自我解构的能力和发展的能力，都是五六年前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事情。确实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像海尔，像美的这些公司，它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它在全球已经很难找到对标物。这是我这些年看到的中国式创新的景象。
第二个景象是跟这两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崛起有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家面对本土市场的信心是不足的。因为这是建立在性价比市场下所带来的结果。这两年你会发现，中产阶层崛起所带来的变化是，在需求部分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变得更理性，摆脱了低端的性价比的问题，更愿意为品质买单。
我认为这两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些中小型品牌和细分市场的创新变得越来越猛烈。在这个意义上，第二种看到的景象是，创新不是那些BAT大公司的创新，而是中小型企业面对本土新冒出来的需求所进行的创新，它可能从工业设计开始，到服装、音乐，甚至街舞也有中国特色。包括中国搞一个音乐节，和美国的音乐节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在细分领域微小的文化服务和商品创新会非常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