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学科体系的规划，具体还表现在学者能不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式的核心学术议题，以引导学科的健康发展。恭三师不但提出了关于宋代历史的一系列核心议题，还对其中许多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至今仍难被超越。他在早年论著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例如关于宋代政治体制、北宋变法运动与政治走向、宋金和战关系，以及关于宋人存世文献的考订、批判的准则等，勾勒出了今天我们理解两宋时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关于恭三师所提出的核心议题对于学术史的影响，我印象较深刻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关于“宋学”。
所谓“宋学”，与前文陈寅恪先生所言、研究包括“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有关宋代学术全部内容的“新宋学”不同，是指一种相对狭义的、针对儒学经义的研究。1984年，恭三师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勇于自我否定，首先承认自己早年提出的关于“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论断，“完全说错了，是亟应加以纠正的”。接下来他指出：“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因为理学之形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并在当时的部分学士大夫中间形成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乃是在南宋高、孝两帝之间的事。而在北宋后期差不多六十来年时间里，执思想界牛耳的，乃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当时尽管有二程、张载等思想家的出现，他们也都收徒讲学，却还远远没有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只是在南宋以后，随着熙丰新政形象的逆转，以及理学兴起、理学家们掌控历史书写，以至荆公新学被有意冷落，误导了后世对宋代儒学史的理解。
恭三师在自我否定基础之上提出的“宋学”这一议题，无疑对宋代儒学史给出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厘清了两宋时期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间的关系，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不少学者正是在这个议题的引领下，展开了关于宋学的专题研究。其中尤为重要的有两部著作，它们都是在恭三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第一部是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1982至1984年，陈植锷在恭三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完成了以讨论宋学为中心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正式出版，就是这本《北宋文化史述论》。此书以集中反映赵宋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学为核心，深入探讨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的发展及其诸阶段，揭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议论、怀疑、批判、创造、开拓、实用和兼容、内求等基本精神，论证宋学对佛老思想的积极吸收，论述宋学在北宋其他文化层面——宋文、宋诗、宋词、宋画、宋代科技中的具体表现，指出了宋学精神的博大精深和无所不在，展现了北宋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宋文化史述论》具体论证与展现了恭三师关于宋学的一些思考，因此恭三师对它比较满意，特意为之撰写了题为《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的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再一次强调，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王安石等人，“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已经大大拓展，他们所探讨的义理也远比前人深奥精密，“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
另一部是漆侠先生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先生于2001年底遽然离世，此书未能最后完稿，但已经完成原计划二十三章中的绝大部分章节。据李华瑞教授于今年所刊发的《怀念邓广铭先生》一文的说明，原来此书就是受恭三师的嘱托而写。漆侠先生在完成大纲后，曾让李华瑞送给恭三师，请他过目，恭三师对大纲作了详细的批改。所以，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研究计划的提出，与其具体的展开，都是在恭三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些优秀研究论著的不断推出，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宋代儒学的认识。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赵宋王朝“家法”或曰“祖宗之法”的研究。
在恭三师的《自选集》中，收录有一篇题为《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了自立国至宋神宗熙丰年间的北宋政治史，看似简略，实际上是以一个核心概念来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史，那个核心概念就是赵宋王朝的“家法”。论文指出，赵匡胤立国之初，“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这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初，对内部的篡夺成风的局势必须刹住，对外部的分崩离析局面也必须加以结束，而且还要防范其重演。赵匡胤在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一家法，为宋太宗赵光义及以后诸帝所用心奉行，成为其治国的基本纲领，影响到了国家行政的各个方面。恭三师就这样为宋代政治史确立了一个中心议题。
学术史上深受这一中心议题影响而推出的一部最为重要的研究论著，就是恭三师的女儿邓小南教授所撰之《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坦陈：“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第一次读到父亲论述赵宋‘祖宗家法’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她在书中明确指出：“有关‘祖宗之法’的讨论，涉及宋代政治史上的核心问题。……离开对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难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当然，除了在政治运作与制度设计各个层面，详细地论证了北宋诸帝如何落实“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家法之外，邓小南也对恭三师所提出的这个中心议题作出了重要的深化与拓展，那就是在关注“君”这个侧面的同时，更从“臣”——也就是儒家士大夫们的层面，来分析讨论他们如何建构、阐释、利用“祖宗之法”的说法，来处理其与君权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以致在北宋政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祖宗之法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与政治文化。
从《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后所产生的持续的学术影响，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个作为引领者的学者与其所提出的核心议题，对学科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