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距离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迄今已有10年。由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仍使全球经济笼罩于阴霾之中。10年来，危机影响下的世界格局正悄然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逐渐抬头，地缘政治风险急速升温。10年间，学术界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不断从银行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和反思，以期找到破除危机的途径。本期“学海观潮”刊发一组从国际政治视角对金融学开展的新研究，透析金融危机背后的政治因素，提出金融已成为国际权力博弈的核心，需要认真反思国际政治和金融的关系，呼吁构建政治金融学。
理论的更新与时代的演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理论、政治理论都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学界与政治学界出现了罕见的互动局面。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政治学与金融学的学科互鉴之路走得仍非常缓慢，以致当前时代重大变化背景下却并未出现革命性的解释话语。时代呼唤“政治金融学”的真正问世。
政治学出现金融拓展迫切要求
根据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说法，用一条曲线来描绘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这条曲线的起点无疑是古希腊政治科学，之后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在古罗马时代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经过中世纪的缓慢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得以飞越发展，然后在19世纪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最后在20世纪真正具备了专业特征，并在扎下牢固根基后开始突飞猛进。
推动这种知识进步的根本动力就在于社会实践与历史演变。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殖民地实现了国家独立。当时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约有3000多名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被派往亚洲、非洲、拉美和其他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就如何发展政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生产了上千篇论文与众多书籍。比较政治学进而兴起。
政治比较研究的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并产生了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学术思想巨变：一是美国学者取代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学者，奠定了各个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美国霸权”；二是产生了一批20世纪优秀的政治学者和一批传世经典，比如利普塞特、伊斯顿、阿尔蒙德、亨廷顿等，把比较政治学推向了顶峰；三是产生了一批新兴交叉学科，比如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等等。
这三大特点用马泰·多甘（Mattei Dogan）的概述就是，二战后到冷战期间，政治科学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化和杂化。比较政治学就是从这个专业化、分化和杂化的进程中走向了学术史的最高峰。
然而，比较政治学却欠了一大批“外债”。这批债务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集体性“债务违约”，其根本原因是政治现象不能全部用政治学来解释了。冷战后的两大现象超越了二战后比较政治学的解释能力：一是苏联为何会解体，冷战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二是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为何如此之盛？
冷战后，一大批各类新政治学理论解释与学派分叉再次出现：建构主义、“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波”等等。这些比较政治学的新趋势立足于案例与背景研究，讲求跨国协作和国际网络的分析，但是这轮政治学的新进步很快就被证明是“走偏了”，甚至说是“失败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政治学界逐渐出现了集体困惑与大反思：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之后，从非洲、拉美到乌克兰、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政治转型几乎都遭遇了“大失败”？为什么在被认为是能够“创造好的社会”（罗伯特·希勒语）里金融会产生如此大的政治威胁？目前的区域政治危机，几乎都可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找到原因。基于此，政治学出现了金融拓展的迫切要求。
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后，一批欧美政治学者就试图直接从纳税人视角，关注与政治相关的资金流动、公共财政配比的政治因素等，推进政治金融机制。但此后半个世纪，这批政治学者的研究谱系最终陷入竞选资金、政党募捐与反政治献金的微观政治研究中而无力自拔，更没有引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政治学思想潮流。
金融实践变化需要新理论解释
关于金融的两千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范式内。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币能充当交换媒介与价值尺度，同时反对高利贷。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同样认为，货币的主要作用是便利交换，但也承认存在回款风险。这些思想无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了经济实践，集中表现在罗马帝国时期及中世纪的欧洲对放款收息的严格限制。
到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欧洲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限制金银出口或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以获得货币积累，重商主义政策应运而生。这满足了资产阶级对货币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然而，此时的金融手段仅仅是经济工具而已。
其后出现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经济学与金融学互动的古典传统分析范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讨论了货币的起源与效用、货币流动规律、资本的本质、利息的来源等问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贸易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信用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则推动了庞巴维克、维塞尔、费雪、凯恩斯等关于货币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讨论，包括利率的决定、价格的形成、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乘数论等，这些学说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金融方法论。
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经济起落与货币政策变化促成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学派关于货币对经济的作用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争论。1952年，以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为发轫，现代金融学彻底地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数据的丰富与计算技术的提高。但数据与技术反过来也推动了金融实践的进步。
与此同时，金融学的另一维度拓展则源于外界变量的发掘。自经济学的古典传统确立以来，大部分的经济学分析，包括金融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即人们总是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又时常能观察到资产泡沫等价格水平长期大幅偏离优化行为所决定的均衡值。得益于心理学研究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学作为解释这些异常现象的一种尝试，逐渐成为金融学领域的一个全新分支。反过来，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也催生了动量策略等相关投资策略的金融行业发展。
另一变量的发现则来源于制度。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基本上建立在“不存在摩擦”的假设之上，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对经济效率造成的影响，而交易成本往往与制度选择有关。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中。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基于此，金融学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对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体系选择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重大背景就是世界上众多国家正面临制度转型。研究法律制度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以及将交易费用与产权引入金融学分析、被国内学者称为“制度金融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对金融制度的分析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如果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将有望被应用于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设计。
目前，行为金融学与制度金融学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还需要有更完善的理论框架。它们的出现也并非是要完全颠覆现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同时也促进了实践发展。这充分说明，金融实践的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而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金融实践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