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央集权体制比地方分权体制更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国内外倡导地方分权体制的学者无一例外都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拥趸。在他们看来，搞市场经济就要求在政治上采取地方分权体制，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不可能搞好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误解。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地方分权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早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各国在经济上普遍采用封建庄园制度，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地方分权。所谓“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封建庄园，正是那个时代西方各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合二而一的典型写照。近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实现的。这说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作为国家体制，都可以与多种经济制度相结合，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么，从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评价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哪个更具有制度优势呢？显然是中央集权。
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从诞生那天起，就进行了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建设。秦朝作为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甫一建立，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税制。显然，这些“统一”措施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更有利于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交流，理所当然也就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汉以来，中国民间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换（不包括官方垄断的盐铁等少数物资），没有任何来自于国家制度层面的障碍。这些“统一”的制度性措施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更改。对照起来看，历史上一直实行地方分权体制的西欧各国（法国等国个别时期除外），虽然国王之间都沾亲带故，但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主导这个区域，在面积远远小于中国的区域内分成多个国家，有多种货币、多种关税，成为市场流通的藩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深刻地感受到了“统一”的重要性，成立了欧盟，但至今在“统一”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还无法与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相比，与当今中国更是无法相比。
再次，中央集权体制能够给予个人、企业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士看来，自由与平等是最重要的，他们追求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不自由”“不平等”已经成为他们批判中国政治制度常用的口实。其实，对于人的自由，任何拥有平等理念的人都不会反对，共产党人更是依照马克思的理论竭力追求人的自由。以为只有地方分权体制才能保障人的自由，中央集权体制不能保障人的自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央集权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并不直接涉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国自郡县制形成以后，采用了“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办法，表明县以下的民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是自由的，只要不危害中央权威，官方对民间活动并不干预。对比一下明朝以前采用中央集权体制的中国和中世纪采用地方分权体制的西欧就可以知道，拥有更多自由的老百姓生活在中国，而不是西欧。所以，认为人的自由度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小于地方分权体制，没有历史依据。
说到政治权利平等，首先是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地跻身于社会上层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当然是做到了，但比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晚得多。人类历史上最早搞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国家是雅典，选举也仅局限在贵族小圈子内，普通劳动者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1964年才彻底废除，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可以做到“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隋唐时期创建了科举制度，为普通百姓进入社会上层铺平了道路，中国古代常有宰相级别的高官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