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基层“能上能下”制度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基层干部制度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但也有一些关键性问题需要解决。如许多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即便是能“下”，也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因为，我们虽有相应的总体制度规定，但规定不够具体，尤其缺乏可操作性、有效实施的细则。以村干部为例，《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可罢免不合格村干部，但由于任职周期较长、无具体细则、监督力度弱、执行力不够等原因，真正被罢免者极为有限，哪怕是群众再不满意的村干部也得不到罢免。因此，要真正使基层干部队伍保持稳定，必须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机制。
关于基层干部的“能上”问题应当注意：一是突破“界际”分别，将基层干部与国家干部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统筹谋划。以基层干部为例，由于各种限制和偏见，他们往往较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村干部更是如此，因为村干部不是国家干部，升迁机会很少，这就限制了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实，国家在用人方面应打破区间、界限等阻隔，只要表现突出和优秀，哪怕是村干部也可得到提升，进入国家干部行列，而一些大有作为的乡镇干部更要委以重任。从目前情况看，虽然也有一些地方规定优秀村干部可成为乡镇干部，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更没在全国进行推广。
二是突破刻板的基层干部提拔时间规定。现在的基层干部要一步一步升上去，那是很难升到高位和担任要职的。其实，对于优秀基层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可以进行大胆试点，让他们担任更重要职务。因为有丰富基层实践经验的干部，远比那些身在高位却尸位素餐的“不作为”干部，来得重要和可靠。应大胆提拔德、廉、能、勤、绩均优的基层干部，必要时可超常规任用。还有，应注重从声誉好的普通党员甚至普通群众中选拔干部。
三是克服基层干部“唯上”才能“上”的局限。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干部任用制度的漏洞，即只要能得到上级认可，群众满不满意无所谓，因此不少地方任用干部时，民意只是走过场。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让有的干部“带病上岗”。基层干部任用虽然要有上级组织的推荐和考察，但一定要将“民意”作为真正重要的因子，因为人民群众最了解基层干部。否则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不该“上”的人得到升迁，应该升迁的却“上”不去。久而久之，干部用人信誉尽失，干部稳定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基层干部的“能下”问题，也要确立这样的改革目标：一是贪腐干部必须“下”，并且保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恒心和常心，让反腐永远在路上。只有这样，干部队伍才能不断纯洁，才会真正稳定。
二是将“不作为”的干部淘汰出局。所谓“不作为”，主要是指“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不想为”，其具体表现为怕事、懒政、平庸、为私几个方面。以往，对“胡作非为”的违法乱纪者是有相关的惩处措施的，但对“不作为”干部却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应针对“不作为”基层干部制定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真正起到使其“能下”的惩治规范作用。浙江省一些地区探索的基层干部“底线管理”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如浙江台州玉环县清港镇2014年出台《农村党员干部底线管理制度》，对农村党员干部容易违反的行为施行“底线管理”，它们是党纪国法底线、财务底线、工程底线、工作底线、品德底线及配合中心工作底线6大类，共分为25小项。制度规定，凡违反底线的干部，违者必纠。其具体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立案处理等。④
三是让没有创新性的基层干部“能下”。与“不作为”的基层干部相比，无创新性的基层干部不一定不作为，有的甚至将动静闹得很大；与贪官相比，无创新性的基层干部也可能清廉自律、勤政爱民，但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工作平庸无效。对此，也应制定相应的规则，令其“能下”，将其岗位让给那些创新有为的基层干部。
当然，制度机制的规定是一回事，对之加强监管与实施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我国在许多方面并不缺乏制度建设，问题关键是，如何将“能下”的制度机制落到实处，这就要求监管到位、实施有方、从严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