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打听”为上海方言，旧时指设在旧中国“租借”内的一种“密探”，是权势者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专以“打听”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抗议活动，可谓从下层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听”。
今天所谓的官场“包打听”，是指官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打探“消息”，并加以传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数“干部”。官场“包打听”，自然是“盯上”官场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且主要是从“上层”和“领导”中刺探消息，可谓“上源包打听”。
官场“包打听”打听什么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依据“信息”与“打听者”的相关性程度，可以把“包打听”者分为“一级包打听”（信息与干部本人直接相关，干部亲自直接打听者）和“代理包打听”（与信息相关的干部本人，不便直接打听，吩咐亲信代为打听，此时的打听者即为“代理包打听”）。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和重视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耐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上层主要核心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核心”的领导，越掌握着“核心”信息。“包打听”者就通过各种“关系”：或通过领导本人、或领导的家属、或领导的秘书、或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同时，由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敏感”，希望晋升的干部往往不便“委托”他人代为打听，往往非常谨慎地亲自私下打听和疏通，是为“一级包打听”。只有亲自打听的“信息”准确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方能同样“准确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听”者急需的“信息”。
此类“包打听”者，虽为领导干部中的极少数，但是却为最普遍的“包打听”。预期竞争的“职位”越重要，竞争者越多，“包打听”者就越多，“包打听”者所下的“功夫”和“赌注”就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干部选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来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干部主要由“上层”任用的体制下，在中国官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中，此类“包打听”还是会有存在的制度缝隙和“操作空间”。
第二，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激励和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由于纪检监察组织多是查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方面的“负面”线索和问题，有“违纪和违法”嫌疑的干部，多不愿“自曝信息”或“自投罗网”，于是多派出自己的“亲信”，代为打听和试探，所以这方面信息的“包打听”，多为“替人消灾”型的“代理包打听”。
“代理包打听”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多方打听纪检监察中“哪些领导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举报的？谁在查办此问题？有什么人认识或可接近查办者？”等，以便“准确”跟踪案情查办的进程和程度，为“背后”的领导或“委托者”提供“准确”情报，也为“问题领导”决定如何“疏通关系、掩盖案情线索和材料、干预查办进程”等提供“可靠依据”。
目前福建省、甘肃省等多地纪委，相继出台了纪检监察中“违规打听、影响查办”情况的处理规定，就是主要针对此类“包打听”者，但关键是落实到位、严格执行。
第三，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在决定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下，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者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领导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运动锻炼？喜欢什么运动项目？是否喜好书法字画？往往成为各类“包打听”者酒桌饭局、茶余饭后的侦探对象和热点。
此类“包打听”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后“自用”，为投其所好“领导”提供依据。二是“待价而沽”，为以后“信息寻租”时，为他人“买通”领导时提供“估价依据”。
第四，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特别是一个地方新来了“一把手领导”，马上就会有人各方打探领导来自何方？籍贯何处？父母安在？妻子是谁？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子女是否上学？是否需要出国留学？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单位？等等，甚至主要领导“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也“了如指掌”。还有，“包打听”者甚至吹嘘，能够掌握领导的“谱系学”：领导以前的“上司”是谁？故吏有谁？导师是谁？门生是谁？领导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领导和“谁”好和“谁”不好？统统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类“包打听”者，也与上面打听领导爱好者一样，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报”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二类“包打听”，虽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态，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官场“包打听”为什么打听
由于“官场”储存着权力和资源的大量“信息”，自有其开发利用的“使用价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下一级干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这也是“包打听”存在的“市场理由”和“生存空间”。分析了“包打听”打听什么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听”为什么打听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几种。
第一，“信息自我消费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和使用者，基本上属于“自我消费者”。打听有关领导和纪检信息，是因为此类信息与自己的升迁和奖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干部换届和选拔时，有晋升希望的个别干部，急于了解“情报”和疏通“关系”，往往是自己直接“打听”，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费”。此为“一级包打听”的行为动机，自我打听、自我消费。此类打听信息、消费信息的过程和深度，自我消费者不便、也不能对“第三者”言说。因为此类信息直接关系着“打听者”的仕途预期和政治生命。此类“包打听”级别越高，其“机密”程度越高，越不能对“他人言”。
第二，“信息寻租者”。此类“包打听”者，最为普遍，也多为“代理包打听”，就是为了“别人”来打探消息。当然，“无利不起早”，“代理包打听”不会“白忙活”，把打探来的“信息”奉送给“委托者”，未来肯定会有“好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自己的“上级”或领导打探消息，此时的领导涉及相关的“升迁”或“查处”，本人“不便”出面询问，派自己的“秘书”或“亲信”多方打探。此类打探来的消息，奉送给“领导”，虽不一定立马得到“现时好处”，但领导以后的“关照”和“提携”是为更大的“预期利益”，此为“隐性信息寻租者”。二是“权力掮客者”的“信息寻租”，此类“权力掮客”，就是“买官卖官”隐形市场中的“中介人”，打听各种信息和结交各种关系，是为了以后市场上的“待价而沽”。所谓“地下组织部长”式人物，通过提供权力“信息”收取钱财，即为此类“信息寻租者”典型。而媒体时有报道的，有人想“买官”，交给了“中介人”巨款而上当受骗的案例，反证了此类“官场信息掮客”的存在和恶劣。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类信息“包打听”者，多为社会和官场上的“关系人”和“交际人”，也可能在“官场”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职”，四方结交、八面通风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场情报，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当下的“晋升”或“免罚”，而是为了以后的“留作他用”。一是可能未来自家的事情需要“疏通关系”时，如妻子调动工作、孩子选择学校、侄子毕业分配等，一旦需要，以前打探的信息和编织的官场关系，就可以“调动起来”发挥作用。二是“他人”需要时，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发挥以前储存的“官场信息”的价值，如朋友需要安排工作、家乡需要建设项目、领导的孩子需要就读名校、地方领导到京后“想见”更大的 “领导”等。
第四，“信息炫耀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多为社会上“闲得无聊”的“好事者”。各路“街边侃爷”和“政治业余爱好者”大概可归为此类。此类“包打听”，把官场的“谱系”和“人脉”说得“头头是道”，官场的“八卦新闻”和“风月情事”也能描绘得“有声有色”。社会上有关官场的“小道消息”也多源于此，“听者无意，说者无心”，但“说者”的自我存在感和自我价值似乎得到“显摆”，网络和微信的“推送”，也使此类“消息炫耀者”的“能量”得以几何级数放大。此类“人物”，虽不足挂齿、无关大局，但助长“官场谣言”的传播，污染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态。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和社会影响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处其中的正直干部也似乎“难免其害”。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很多干部“裹挟其中”，特别是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很多与“选拔晋升”和“责任惩处”相关的干部，很难“明智应对”。不良信息流传到社会上，也对党政形象和政府信誉造成影响。
第一，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我们党的干部选拨任用、纪律处分和问责追责，都有一套多年来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更是大幅提升和完善。但“包打听”者的“信息传播”与影响所及，会使正直廉洁的干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机取巧和讨好领导的个别干部，可能得到“晋升”或“逃过追责”。如果“包打听”者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使“善者不能为善”，而“恶者反能为恶”，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功能，就可能扭曲转向、偏离正道。
第二，污染政治的生态环境。各级各类“官场”，权力巨大、责任巨大，同时“压力山大”。领导与领导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各种“关系”复杂而敏感，只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级各类干部用权公正、各负其责。如果各种“包打听”者大行其道，不仅扭曲了干部激励机制，也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各种官场“潜规则”就有施展“负向激励”的制度空间。
第三，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腐败之所以发生和难以遏制，就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包打听”者猎取的各种“信息”，是其“负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础。斩断“包打听”者的信息链条，清除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级纪委遏制“包打听”的制度之举。
正如有“受贿者”，必有“行贿者”一样，“包打听”者能够“索取信息”，一定有相关领导“提供信息”。打击和遏制信息“打听者”的同时，必须严惩体制内的信息“提供者”，铲除“内鬼”。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化正向激励、净化政治生态、培厚廉洁土壤，进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华社，2016年06月29日。
责编/高骊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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