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到了把学前教育和高中纳入免费义务教育的阶段？首先，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的赶超，既能以快于前者的速度增长，也会在尚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阶段上，以明显的幅度减速。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及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教育必须保持尽可能快的发展。其次，中国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明显的教育负激励，唯一出路是政府介入，加大公共投入规模和比重，实现教育超前发展。
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已超过GDP的4%。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将继续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该比重也是需要的。与此同时，更为合理的途径和更加紧迫的议事日程，则是改革教育的投入机制，调整配置结构，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目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政府教育投入的分布存在着不均等的现象，意味着资源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因此，一方面把公共教育资源优先用于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另一方面按照社会回报率的顺序确定政策优先序，既可以缩小教育差距，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也可以显著提高资源效率，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
如果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培养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根据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的外部性特点，教育质量的提高有不尽相同的途径。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可以通过消除资源不足环节的瓶颈约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改善整体教育效率。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的关键，政府应切实降低该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为他们创造继续上学及至就业的平等机会。
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有效途径。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的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对于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在高中阶段的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大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政府应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即使不是义务教育的话）。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要靠竞争获得，这就要求推进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创造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也有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特殊问题，把共性与特性合并起来分析，才能得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任何良好愿望和完美设计，终究需要与激励机制相容，需要靠竞争产生的倒逼压力，才能变成实际表现。
总之，教育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应按照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的特点，特别是其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的相对重要性，分别施策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对于那些社会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恰恰可以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率，有助于人力资本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可以按照公共品生产领域原则进行管理。而对于私人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则应该通过改革矫正市场信号，搞对激励机制，加大市场筹资比重，完善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双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