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对中国的不同看法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既然是以理论作为出发点和终结点，那么中国说到底是一个案例。探讨中国研究的热点，也离不开几大理论阵营恒久的辩论。对西方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者们几个世纪来一直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相信零和规则和战争的最终不可避免。正因如此，在他们的分析下，中国的崛起往往带有冲突、威胁的色彩。
以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为例，他坦承自己不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读到这个观点，国内某些媒体或许会马上将其与“反华”或是“鹰派”划上等号。但如果了解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就会发现他在苏联刚解体后，发出了“我们会想念冷战”的观点。莫非其亲苏不成？不是这样，而是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非友即敌的世界更有利于利益的划分和和平的维护。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崛起和其与世界各个角落千丝万缕的联系，打乱了现实主义者崇尚的敌友划分，而混沌易导致误判和冲突。我们当然可以不同意现实主义者如此悲观的分析，但切忌自己先对学界辩论用上了“非友即敌”的两分法。
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理论建立于相信非零和博弈，即共赢。自由主义者同时强调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显然，这是一个对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崛起有着更乐观看法的理论。但同时需要指出，自由主义者的这份乐观，并不基于对中国的好恶，而是基于其相信政府、团体、以及个人间蜘蛛网般的联系会让世界各国更理性地处理不同、规避冲突。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最关心的依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现实主义者并无不同。以“软实力”概念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软实力的概念核心，是从价值角度捍卫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打破了美中关系的坚冰；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奈，却强调更好地运用美国的价值力量抗衡中国，并继续引领世界。而几天前的美国民主党初选辩论，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候选人桑德斯，长篇大论批评民主党的希拉里对共和党的基辛格言听计从，不敢挑战中国。
不要简单地把西方精英界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的标签
这些对比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西方精英界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的标签。如果真有什么符号，那就是美国的学者们会自然而然将研究的现实意义归于更好地为理论服务，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中国再重要，也只是一个显著个案，服务学者们理论的大框架。美国的不少中国专家，都有在政府工作过的经历，也有不少政界人士退休后进入大学工作。这种政界和学界的双向交流，造就了理论与实践的共赢。 不同个案，然殊途同归——即充实理论，捍卫利益。
除经典意义的现实和自由主义者以外，美国最近亦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拒绝给自己贴上一成不变的理论标签，他们转而更灵活、多层次地分析政治现象。在中国研究领域，一个热门角度是探讨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现实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都把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单独个体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国家和政府就像一个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个人，而且能够一贯、永久地保持这种理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个前提表示出了质疑：国家是由无数个人和团体构成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诉求。处在决策架构核心的政府，需要不停地协调、妥协各种力量。政治并不总是有序的，也可能是杂乱无章甚至于非理性的。
这个思维运用到中国这个个案上，西方学者尤其热衷于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国家身份、国家价值体系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目前，西方中国研究的新动向是把中国“解构”并分析诸多政治角色的互动。这种解构思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只是其试图应用的个案之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中国研究进行关注，可以让中国的决策者更好地对国家利益进行规划，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的发展，避免走固步自封、井底之蛙的老路。学术的生命在于交流，交流的魅力在于碰撞。中国的自我视角与西方的视角交织下，产生争论是必然的。对于国内的观察者，可以不认同西方学界的一些结论，但不应用老旧的固定词汇（“鹰派”、“鸽派”、“反华”、“亲华”）来为不断涌现的理论扣帽子。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作为观察者也需要有一分灵活和开放的思维。
【参考文献】
①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纽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
责编/张夏梦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