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方学界看中国崛起：乐观，还是悲观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
美国人有句笑话：在后院挖个坑，一直挖下去就能到中国。这句话，虽然地理上大谬，却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遥远感。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日本为首，区域“四小龙”“四小虎”跟进，亚洲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勃发。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太平洋世纪已是现实，亚洲和中国的影响就在眼前，对中国这个东方新巨人的研究攸关西方的未来。
本文试从历史和理论这两个坐标轴出发，以美国为主，小议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地位和视角的演变。从中国和亚洲的兴衰起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看东方的变与不变。
历史轴上的中国研究：中日的核心之争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传统上归于“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领域。二战后直至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东亚研究一直更侧重于日本。探其缘由，既有冷战下东西方同盟架构的价值影响，亦有日本经济腾飞的硬道理。而中国与西方价值观相左、经济隔绝、人员往来稀少。无论从利益联系还是从研究难度上，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日本显然都比中国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随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打开国门，西方的中国研究（Sinology）开始回暖。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显著增速，而日本则开始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西方东亚研究中的中日侧重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笔者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项目，当年一名英国学者杰拉尔德·赛格尔（Gerald Segal）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重要吗？》（Does China Matter?）的文章。赛格尔在文中表示，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被严重夸大，其实际重要性不过为一个二流区域性国家，与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类似。
该文的发表，一时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的讨论。很遗憾，赛格尔本人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辞世。这篇引起东亚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论争的文章，不仅成了他本人的绝笔，亦为“中国重不重要”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十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西方任何一家权威性的时事杂志还会开展一场类似的激辩。今天，学者们的关注不再围绕中国是否重要——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既成事实和研究的前提。今日中国研究的重点，不是what（什么），而是how（怎样），即中国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东亚研究中的份量，学者们正在从how倒退到what，即讨论相对衰落的日本还留有多少影响力。
换句话说，学者们一直在用what和how这两极，衡量国家的重要性。中日在这两极的位置转变引人深思。从质疑中国的重要性到质疑日本的重要性——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日两国在世界中的力量转变。 再以去年美国高等院校对东亚研究专家的招聘数据看，大多数都标明倾向于中国研究，明确表示招聘日本研究专家的机构几近消失。人们常说大学是象牙塔，但事实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于现实。
西方媒体的观点不能代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态度
谈罢中国在西方东亚研究中显著提升的重要性，再以政治学为例，谈谈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区，即国内对于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混淆。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在报道西方炒作“中国崩溃论”这个话题时，章家敦（Gordon Chang）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的媒体报道中，其2001年出版的书籍《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更是被某些国内媒体看作西方对华敌对学者的代表作。
章家敦的观点暂且不论，但把其称为学者则是国内某些媒体和观察家们对西方中国研究的误读。章和与其类似的人物并不是学者，更不能代表学界。不错，他们确实是一些评论节目的常客。在英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这些对在媒体抛头露面乐此不疲的人物：pundit。这个词本是中性，带有专家、评论员的意思，但近年来越来越带有“喋喋不休”的负面色彩，并派生了一个更形象和说法：talking head（会说话的脑袋）。而频频邀请他们的媒体，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其深度，而是这些“会说话的脑袋们”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耸人听闻的观点，比冷静的分析，更能推动收视率。
有意思的是，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接受华语媒体采访时特别指出，别把他和章家敦划等号。做学术需要的是冷静与耐心。西方的学者，当然会为媒体提供分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以理论和数据为基石，著书立说并为政府提供缜密的政策报告。从这个角度讲，很难想象一个痴迷于镁光灯的学者，会成为学术大家。笔者在此提出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区别，也是为了给国内追踪国际视点的相关人士提个醒：如果真想了解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成果，需要打开的不是CNN或福克斯电视台，而是学术杂志和大学出版社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