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减速。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数字，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2014年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作者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了这个结论。虽然这个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是全球现象，而且也的确存在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历史经验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有与各国情况相关的特殊因素。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也显现了提高速度放缓的趋势，与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一道，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同样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数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2007-2012年期间的9.5%，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的7.3%以及2014年的7%，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我和同事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预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从1995-2009年的3.9%下降到2011-2015年的3.1%，进一步下降到2016-2020年的2.7%。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下面，我们列举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因素，同时针对不同的情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如何着眼与着力，以改变这些因素的变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第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们的计量分析显示，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其中有8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农民工大约每年增长4%的情况下做到的，可见，一旦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将弱化。事实上，作为劳动力多年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到2014年的19%。同时，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在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则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潜在的外出打工者，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产生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效果。数据显示，2014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只有0.1%。
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显减慢。常住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外转移的潜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劳动力新增量逐年缩小、净增量为负的情况下，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加其劳动力供给，是更具潜力并且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使他们更稳定地在非农产业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