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是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协调者之一
从财政、金融的角度，G20如果涉及太多的所谓“非经济”的东西，很明显是不必要的负担。在回答由G20衍生出的B20、T20、L20等各类组织所能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的提问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表示，所有各类这样的机构都反映了一个需求，即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综合进来去解决问题，因为G20现在对维持全球的经济稳定来讲异常重要。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补充道，G20一开始只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由财长会向领导人峰会报告，然后在峰会上做出决定。但是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个”。这上百个会议都要向财长会议做汇报，然后由向峰会做汇报。“我想到这个事情，头都大了。中国有句话是集思广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但如果最后都出口到财政部长这里，然后向峰会、向领导人报告，我们觉得恐怕很难操作”，“很多机构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容易，做减法很难。轮到我们当轮值主席了，很发愁”。
然而，若从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全球趋势来看，G20代表了主要的新旧国际政治势力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度被国际政治、历史和国际战略学者吵得热烈的“国际权力转移”的解决方案。老牌的国际政治力量，如美国、欧盟和西方七国集团（G7）代表的所谓“既得力量”（established powers）和中国、巴西、印度等代表的“新兴力量”（emerging powers）通过一个框架即G20并存。
这类框架之所以理想，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是21世纪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但是，目前的大国协调，从联合国安理会（P5s）到G7，并不能满足21世纪的世界政治现实。而G20和“P5s加上德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等则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面向未来的大国协调。
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协调（即欧洲范围的大国协调）被视为是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同理，21世纪的大国协调也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述《21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学者组向全球各国推荐大国协调作为走向全球治理的途径。
2015年中国加入“三驾马车”，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成为G20的轮值“领导”国家之一，即负责G20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将在土耳其之后，担任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担任G20等轮值主席国就是担任国际领导，中国如何履行好这一国际领导责任？
对目前的全球治理转型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别的，而是把G20当做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的方式之一。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的集体领导。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轮值G20事关全球治理的未来，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最重要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4中国要成为下一代全球治理格局的设计者之一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探讨、设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构想、计划、倡议。
本文认为，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等新型的国际金融组织还不属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范畴。中国在许多场合不断告诉世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不是另起炉灶。这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继续：不管是金砖合作（BRICS）还是亚投行（AIIB）都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金砖合作与亚投行等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这样的说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本意，但是，难道中国就彻底排除了“另起炉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国必须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韬光养晦”，而有必要在发起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之后，再进一步，鼓励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大胆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败，全球陷入严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现大混乱，甚至无序的状态（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欧学者对此十分担心），则中国不妨公开提出我们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一个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四个主要角色：参加者、改革者、协调者和设计者。发现和定义这些角色是为了进一步明晰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强化”现存的全球治理有关。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现存的全球治理中“受益”，尽管这些主张者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即仔细认真地探讨中国过去的增长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然而，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现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中国下一步增长或者由于增长导致的发展的阻力，那么，中国就需要寻求全球治理的变革。
现存的全球治理，从WTO到IMF，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其越来越“不争气”，对世界秩序的贡献越来越弱，这些机构的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要求他们做的改革和他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全球治理，具体来说，现存全球机构向何处去？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旧的全球治理能够经过改革而获得新生吗？或者，旧的全球治理因疾而终之后有无新的全球治理取而代之？新的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还是相反？这是事关世界秩序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讨论。
作者 | 浙江师范大学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