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经济增速不会急速滑落
上面的分析已经足够说明该文的逻辑不可靠，因此，该文得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速趋势的结论，也就不足为信了。为使分析更加深入，这里再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工业革命以前各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少数前沿国家的持续技术进步所带动的人均收入年增速，长期来看大体上稳定在2％。这个2％的人均收入增速（注意这里不是两位作者说的总量GDP的增速，而是人均GDP的增速），是对之前更长历史时期内极低的增速均值的“永久性”背离。二战以来，全球前沿国家人均收入大体上仍然延续着2％的增速。这是二战以来的第一种经济增长类型。
二战以来比较令人瞩目的第二种增长类型是，东亚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快速地吸收前沿国家创造的技术存量，实现自身的快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技术后发优势的根本来源是，前沿国家人均收入按照2％的增速持续增长到二战之后所积累的技术存量。第二种类型经济体的增速，在明显降低到与前沿经济体接近的水平之前，都经历了20—30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的增速回落，也是逐步降低，而非突然降低到前沿国家的水平上。更进一步，这种意义上的增速回落，并非简单的均值回归，而是因为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出来、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甚至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后，导致的增速回落。
此外，还有第三类是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但后来遭受重大挫折的经济体；第四类是尚未全面起飞的经济体。第三和第四类经济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速也不高。两位作者把这两类经济体的低增速，和第一类经济体的低增速，视作同样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会产生很大的误导。在宾州大学世界表所分析的167个经济体当中，第一、三和四类经济体占大多数，它们的增速表现，“淹没了”第二类所呈现出来的趋势。
笔者曾经把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即上述第二类型的增长轨迹，概括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这是后发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所必经的一个长周期。这个长周期背后的根本驱动机制是后发经济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笔者同意两位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方法论准则，即不能通过线性外推过去的增速对未来加以预测。该文以萨默斯的叔叔萨缪尔森所做的失准的预测，作为这方面的反例：萨缪尔森1961年在其经典教科书中曾预测，前苏联将于20世纪80年代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正是根据这个方法论准则，我们认为，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后发优势大体上释放出来之后，经济增速会逐步回落到与前沿国家接近的水平上。不过这种增速回落，宁可叫“逐步收敛于前沿经济体”，也不能叫作“快速地向均值回归”。
中国目前与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仍然有相当可观的距离，仍然具有可观的技术后发优势。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内不会快速降低到两位作者所说的2％的水平上的客观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把仍然存在的后发优势释放出来，中国仍然可以在今后10—20年里维持中高速和中速增长。虽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不太可能维持过去30多年的超高速水平。
可以期待更多国家在条件具备时经历和中国以往类似的超高速增长
沿用两位作者的逻辑，似乎第三和第四类增长类型的经济体继续维持在接近2％的增速水平上，将是长期内的可持续的状态。但笔者则认为，没有任何先验理由可以排除这两类经济体重启或启动工业化进程，进而沿着追赶周期的轨迹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可能性。
倘若这些经济体在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增速由低水平逐步提高到接近甚至超过全球均值的水平，表面上看似乎是和由高水平回落到均值相对称的另一种均值回归，但实际上根本的机制并非如此，而是凭借技术后发优势启动了工业化进程。
倘若这些经济体起飞之后顺利进入追赶周期，则也将有20—30年的超高速增长，那也将是对所谓2％均值的明显的偏离而不是回归。当然我们不否认在追赶周期的后期，增速也会逐渐向前沿国家的水平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