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政策“三个效应”待解
综观5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济仍在低位运行且压力较大，前期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叠加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主要原因在于调控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时滞效应和漏出效应。为增强稳增长政策效果，实现全年增长目标，需要从组织、体制、机制和政策角度压缩三个效应。
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稳增长
5月份，投资、消费、出口、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等主要指标，总体上延续今年以来的增速回落态势，个别指标的小幅提升还没有形成趋势性变化。消费和生产价格、财政收支、PMI和各类信心指数等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依然处在相对低位。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持续低增长将影响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能力，目前部分地区和行业的失业率增加，企业亏损较为突出，稳增长日益紧迫。
首先是区域经济分化仍在继续。前五个月，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比前四个月分别回落0.5个和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5月工业增加值下降4.6%，降幅比4月扩大0.4个百分点。调结构、转方式在东部地区初见成效，但起步较晚、机制滞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还将经历较长时期痛苦。其次是煤炭、钢铁、水泥等传统带动经济的支柱行业，投资和利润持续下降，工业生产也低位运行或者有所下降。前五个月，轿车产量下降5.2%，带动粗钢产量下降1.6%；发电量仅增长0.2%，火力发电量下降3.1%，在节能技术提高背景下，带动原煤产量下降6%。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上游行业，对区域经济、就业、税收贡献大，一时半会儿难以被替代。
根据国际经验，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保持经济总体稳定。历史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转型，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却因为经济不稳定、社会矛盾激化等原因，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传统发展优势弱化、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经济稳定、制度变革、科技创新、社会稳定是能否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条件。我国刚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从经济角度看，既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也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稳增长效果受制于“三个效应”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先后两次降息降准，累计增加2万亿元左右的可贷资金，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目前名义利率已接近历史低位，理论上最多可为企业节约利息费用4300亿元。财政投资政策方面，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已审批近7200亿元基建项目，财政部两次下发地方债置换额度2万亿元，已经超过地方政府今年偿债1.86万亿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荐近2万亿元PPP项目名单，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领域。消费政策方面，通过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信息、绿色、住房、旅游、教育和文体、养老等六大领域消费。外贸方面，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提升口岸工作效率，新增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外经贸稳增长提质量。此外，还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
但目前看调控效果尚不够明显。从总量看，一季度经济增长7%，4月份以来各主要经济指标基本持平或略有回落，上半年经济增速难以高于一季度。从各项政策看，货币政策虽然降低了企业还贷成本，但银行为防风险放款谨慎，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明显缓解，贷款实际利率没有明显下降。且企业贷款需求疲弱，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回落至47%。投资缺乏资金支持，前五个月，投资到位资金增长6%，低于完成投资增速，其中国内贷款下降6.3%，大型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20%。前五个月，消费也仅增长10.4%，今年以来总体呈回落态势，而且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外贸政策不断调整，但受汇率高和科技创新慢影响，进出口下降7.8%，出口仅增长0.8%，全年外贸增长6%的目标恐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