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处理国内问题时，也从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灵活运用妥协策略。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20。在纠正极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中注重以新的方法处理矛盾和分歧，尤其是在极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如邓小平所说，“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21，处理问题要从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现代化建设要领导制度的改革，实现干部年轻化。这对曾经干部终身制和高级干部老龄化严重的中国来说，实施起来非常棘手。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22。“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23。因为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老人多，不妥善安排也不好，“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24。改革中人事问题经常出现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实质上就是通过妥协减少阻力实现平稳过渡，争取更多人对新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上，邓小平也力求谋求共识。对于那些一时达不到共识的问题，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等问题，开始争论很大，邓小平不搞强制，让实践成效来说明问题，从而逐步推动相关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妥协取得了重要的成效。第一，降低了国际冲突和矛盾。包括领土在内的国际争端，很难解决，容易激发民族情绪，成为潜在和现实的爆发点。邓小平力主和平解决争端，在解决问题中各方适度让步，以维持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外在和平环境。第二，减少了国内改革的阻力。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成堆，“问题很多，但要像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吃”25。正是因为在一些方面着力和突进，更需要在另一些方面妥协和渐进。“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26”第三，为问题解决创造条件。之所以要妥协，就是因为彻底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还不成熟。通过适当妥协，一方面防止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赢得时间，积蓄力量，积累经验，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指出，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27。
妥协的辩证：绝不是不坚持原则
妥协是有原则的。邓小平的坚持原则与主张妥协是相互一致的、相互配合的。只讲原则没有妥协不行，只有妥协没有原则更不行，没有原则的妥协就等于投降。妥协不是实用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有机统一，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十分坚持原则。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困难的情况下，也坚持不为错误的路线背书。改革开放后，对内，邓小平提出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自言，四项基本原则，“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28。对外，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9；“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0。邓小平坚守重大问题的底线。关于香港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31。关于香港驻军问题，邓小平指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32。的确，不牺牲原则的妥协是“艺术”，无原则的妥协是“技术”，无诚信的妥协是“骗术”。正是邓小平坚持原则的“刚”的一方面，才使得运用妥协“柔”的一方面凸显价值。
妥协是有条件的。政治妥协是在一定形势和力量对比之下做出的。矛盾的各方力量配置不一样，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造成更大损失，或为了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或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一定的妥协措施。列宁指出，“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33。诸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全革命的根本利益而向敌人所作的妥协；在势均力敌情况下，为了积蓄力量而和敌人达成的一定的妥协；在几个敌人同时并存的条件下，为了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而和次要的敌人实行的某种妥协；为追求更为关键的目标，暂缓或放弃一些次要的目标等。邓小平在对外问题上的妥协，是基于国际大势和力量对比采取的措施。在西强中弱、资强社弱、美强中弱的形势下，在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对外适当的妥协以赢得相对和平和缓和的环境，有利于我们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邓小平一贯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34。邓小平“拒不当头”，因为我们没有实力当整个“头”，而且当头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邓小平主张，“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35。脱离形势和力量判断的妥协，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力量强大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妥协，不要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在执政的情况下，也要重视妥协，兼顾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以创造宽容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