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需要妥协。执政与革命不同。革命侧重于打破平衡，从乱势中寻求改变政权的机会。执政则要求平衡各种社会力量，照顾各种社会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系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然而，在长期革命的惯性之下，共产党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和确立执政意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社会矛盾和斗争，因循赢者通吃和暴力解决的逻辑，热衷于使用“打倒”、“粉碎”、“砸烂”、“消灭”的方式，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震荡。通观古今中外，成熟的执政者都重视社会稳定和谐的环境，注意用民主的、法制的、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发扬民主，朝着依法治国迈进，以执政的姿态整合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可以这样说，能不能妥协、会不会妥协、善不善妥协，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妥协。妥协是基于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采取的策略。妥协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现实主义。邓小平最崇尚实事求是，总是强调依照客观实际采取有效的措施。邓小平在谈到几个重大举措时，都是从实事求是出发，以实际为基础。关于港澳台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⑥，因为大陆、台湾双方“谁也不好吞掉谁”；“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⑦。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⑧。关于国际争端问题，邓小平指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⑨。关于重大人事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⑩；“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11”。总之，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12。
妥协的运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灵活处理国内问题
邓小平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中，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大局之下，维护与利用世界和平是一个战略问题。国际争端往往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利益，各种争端的主体有各种各样的力量和手段，其中的道理不是泾渭分明。解决争端实际上是国际利益的调整，而要使争端各方能够接受。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是一厢情愿，除非是战争中的无条件投降或其他特殊情况。国家之间相互让步和妥协，是解决国际争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邓小平多次指出这种解决国际争端的“让步”13。诸如，“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对于中印边界问题，邓小平主张“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14。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15；“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在同英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中国、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最后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16。
邓小平在处理一些重大的关涉国际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表现出灵活性，力图各方都能“接受”。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但美国又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力图维持在台湾的诸多利益。邓小平指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就是我们提的三条，实际上就是个台湾问题。我们说，我们承认按日本方式解决，就是最大的让步”17。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要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港澳台问题带有复杂的历史和国际背景。邓小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18。香港问题关涉中国、英国以及香港三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