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正好8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的柳传志40岁、张瑞敏36岁、王石33岁，南存辉最小，只有21岁，他当时的职业是修鞋匠。这一年，兴奋于邓小平描绘的改革蓝图，他们开启了自己的企业征程。
1984年，尽管中国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众汽车、卡夫食品等跨国公司经过艰难谈判后入华，但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商业世界还是在两条平行铁轨上运行的列车，柳传志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与乔布斯、戴尔截然不同。
30年过去了，柳传志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教父”；张瑞敏已经是中国制造的代表；王石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人们一提到温州模式和浙商，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存辉。
当下诸多写著者提出，1984年是中国的公司元年。如此定义更深一层的原因，是1984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此前，中国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国家领导人；此后，城市改革被迅速启动，一个阶层——企业家阶层逐渐萌芽、壮大、崛起。
十八大以后，中国有了新的改革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背后，企业家阶层是否顺势而起，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力军
经济学人张维迎在其宏文《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要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企业家是经济转型的核心之一。
即便确认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历史贡献，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陷入了普遍的焦虑，其时代似乎正在逝去。
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等曾经的标杆都已进入黄昏，即使是同时创立在1984年的戴尔、思科，如今也已巅峰不再，中国企业家面对下一个30年的自信来自哪里？
在虚拟与实体的交叉、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传统与互联的碰撞背后，还记得雷军和董明珠那场赌局吗？
这是2014年商界最有意思的对话，也开启未来中国企业家阶层一系列的命题：新常态下40、50后企业家如何与80、90后企业家合作、竞争？中国企业家阶层如何实现代际传承？
古希腊大哲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品味中国企业家的创新与扬弃、转变与坚持，或许更能洞察这个时代的变迁与趋势。
(本报记者李小兵、温婷、朱楠、赵一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