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不断督促降低民营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国资本价格的碎片化和扭曲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被监管机构定在3.3％。官方贷款利率（通常是预留给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在8％左右，但市场化的贷款利率（主要为依赖于影子银行的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的项目设置）则在20％左右。低存款利率以及双轨的贷款利率反映了中国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也为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巨大的动机。由于中国的银行部门比债券或证券市场的规模要大很多（超过三倍），银行市场的低效率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两年多来，中国宏观当局一直专注于信贷紧缩，目的是希望限制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项目。由于其他改革比如反腐败调查和行政简政放权的补充，宏观调控措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过度紧缩的信贷导致了影子银行系统的过高市场利率和不断下降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并使绩效好和创新强的企业和地区受到很大的伤害。
中国作为拥有全世界最高储蓄率之一的国家，好企业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如，腾讯和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最好和颇具创新的公司，都要到海外的资本市场去融资，这表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金融环境有多么恶劣。
十一月宣布的降息虽然释放了信贷环境将更宽松的信号，但是主要得益者是那些现有的借款人，包括具有不良资产的“僵尸”企业。降息没有办法帮助那些有活力、有创造力、生产力更强的公司，因为多数此类的公司都是民营中小企业，它们本来就没有渠道通过官方的银行系统来募集资金。
货币政策不应该背负上结构调整的任务，但是应该为金融深化和结构改革提供一个友善的金融环境
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把重心更多的放在控制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上，而对防止通缩、鼓励有创造力及有生产力的企业冒险方面关注相对不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宏观政策与结构改革政策错配，以及试图用宏观政策去处理结构问题，理由往往是结构改革非常困难，缺少有效的结构改革工具，如存款保险、破产机制、及负面清单等。
中国依然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思维习惯，比如像发改委、央行这样的监管机构往往要去考虑如何支持创新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企业和项目，似乎这些监管者比市场更了解那些产业、企业，项目更好、更重要、更能创新。现实情况是，除了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决出胜负，市场事先也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因此，监管者和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的容忍市场取向的失败，因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当中，失败与成功是共生的。换句话说，鬼城和大都市、产能过剩和瓶颈、过量债务和过量储蓄在一个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中都是正常的现象。当市场慢慢变得成熟，好的部分会慢慢扩大，坏的部分则会逐渐被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