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次大战后移入泰国的越南人，既是泰国的新移民，也是泰国众多的少数族群之一。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泰国社会（包括政治精英、普罗大众等）对其自身的认知，这将影响到政府欲采取的政策，亦将面对泰国越南人本身的认同意识变迁。泰国社会对越南移民的认知又经常受对其祖国（越南）的认识所影响。因此，研究泰国的越南移民的处境，必须将越南移民同时置放在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及国际政治等两大层次来分析，包括泰国的国族主义、边境政治、冷战体制等，才能确实掌握越南移民处境的变化。
【关键词】泰国 越南移民 少数族群 国族共同体 他者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泰国是一个由许多族群构成的多元族裔国家。但是，也有为数众多的越南人（ethnic Vietnamese）居住在泰国境内。①越南共产党发布的《政治局关于海外越南人事务第36号决议》（Nghị quyết số 36/NQ-TW ngày 26/3/2004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ề công tác đối với người Việt Nam ở nước ngoài）指出，海外越南人约有270万，其中80%居住在已开发国家，②超过一半居住在美国，其余依序为法国、中国、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国的越南人约有12万，约占总数的5%。③因此，学者对于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对象选择，主要集中于旅居欧美的越南人，④对泰国越南人的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⑤
近年来，正如越南当局所指出：“多数的海外越南人已经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国的当地社群中，通过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越南与居住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迁，主要受到三大要素的交互影响：一是泰国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二是东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冷战体制；三是泰、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本文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本文的分析观点；第二，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第三，后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地位的转变。
本文的分析观点：国族共同体与有意义的他者
建构“共同体”的定义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强调构成份子的共同性（sameness）；另一则是强调差异性而予以排除借以达成同一性。同样地，国族（nation）作为一种虚拟的政治共同体，不论是想象或是被发明的，⑦其建构过程（nation-building）同样可分为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正面识别”（posi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⑧强调群体成员的共同性，比如共同的祖先与族裔起源、共享的历史疆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大众流行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法律权利、成员责任等，形成一种“归属感”，⑨抑或“同伴情谊”（fellow feeling），⑩在个体与名为国族的集体间建立紧密连结，然后再反复灌输一种国族荣耀与忠诚于国族的国族意识。⑪其次，采取“否定的识别”（nega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⑫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参照，来强化内群体（ingroup）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可以由内与由外来定义的双重关系。
从内部来定义者，是通过所谓的“内部他者”（other within）来达成，其意指和内群体归属于共同政治实体，而且对内群体的文化、领土等共同性造成破坏的那群人，像是国族国家中的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immigrant community）等。在一个多国族政治实体（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中，“内部他者”有可能是多数族裔或是小的国族。⑬
从外部来定义者，则是通过“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来达成。所谓“外部他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国族形成的初期阶段有关，例如从支配的国族或多国族国家的族群中，寻求解放或区别自身的那些人。第二类是和敌对国族或国族国家有关，亦即内群体的邻国，其欲争夺内群体祖国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内群体宣称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这类型的“外部他者”可能会导致领土边界的重新定义，或者突显出内群体的领土复国主义倾向，并强调内群体的特定族裔或文化概念来支持这种倾向。第三类，领土与内群体紧邻但不争夺领土边界，反而主张拥有构成国族过去的特定神话、象征或祖先等文化遗产之权利的国族、国族国家或族群，其对内群体的独特性与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胁，从而使内群体为主张那些争夺中的象征或神话是自身的文化资产，而必须重新定义自身的认同。⑭
简单地说，“内部他者”主要是从内部侵蚀国族的同一性，“外部他者”则是从外部挑战国族的领土或文化完整。当国族国家面临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使得国族认同被当作问题加以提出时，“有意义的他者”将变得更加突显。因为，为克服危机，必须通过共同的敌人来团结人民；此外，“有意义的他者”也会不断提醒人民“我们是谁”，并强调“我们是不同与独特的”。在国族认同的架构中，“有意义的他者”有助于厘清内群体的边界，以及强化成员的归属感；相对地，当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有意义的他者”会从危机的真正原因中发挥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用。⑮因此，在危机时期，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激发国族成员对境内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冲突的邻国不同族裔的负面意识，使得“有意义他者”经常变成一种代罪羔羊。特别是，当“内部的他者”来自“外部他者”时，这种情形更为显著。普遍而言，开发中国家较常采取负面的方式，理由是要通过寻求共同敌人来达成国族团结。⑯
美国社会学者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曾发表《新欧洲的国内少数民族、国族化国家以及外部祖国》（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提出国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及外部祖国（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关系（triadic nexus），藉此分析东欧诸国复杂难解的民族问题及其动态关系。他指出，欧洲的新兴国族国家，由于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差异，导致众多人民居住在其国族疆域之外；虽然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归属于所居住的新兴国族国家，但是，在族裔国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则是归属于外部祖国。(17)一旦外部祖国被国族化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时，统治当局经常会将少数民族视为威胁国家内部稳定及国家安全的要素，而少数民族群混居的地带，很容易被当作国家之间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战场，造成一国的少数族群政治经常深受边界政治的影响。在此关系架构中，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部祖国，经常被国族化国家视为“有意义的他者”。尽管如此，这三要素都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给定的（given）、不可化约的实体，而是要被视为一种有差异性及竞争性的场域，是竞争各方间进行斗争的竞技场；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既是内部的，也是构成性的，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18)
综前所述，本文主要是将战后移入泰国的越南人，视为泰国族共同体的“内部他者”，而越南这个国家就被视为“外部他者”。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连结关系。当泰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前两个“有意义的他者”就成为凝聚内部共识与强化团结的催化剂。这种现象在冷战时期尤其明显。
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国族主义与强权介入交缠下的代罪羔羊
披汶将军（Plaek Pibulsonggram）于1947年通过政变重新取得政权，地位已有很大不同。为巩固政权，他和美国强权结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以及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出现以前，美国认知的主要利益不在东南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新中国，美国视共产主义为亚太地区的威胁，相信围堵战略有其必要，从而提升了泰国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决定对泰国展开军事及经济上的援助。不过，真正的军事介入仍然有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后，东亚冷战体制正式形成，泰国也从战前“东南亚的社会主义窗口”和“反殖民基地”，转向意识形态对抗下的“前线国家”。此一转变给予披汶将军亲西方政策的机会。他除颁布反共法案（the Anticommunist Act, 1952）外，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例如主动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承认南越保大（Bao Dai）政权及加入美国所倡议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 SEATO, 1954），借以强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巩固披汶的政权。
在泰、美结盟的框架下，泰国和法属印支政权就站在同一阵线。越南移民发现，曼谷当局借口他们是北越共产党入侵的先行者，逐渐限制他们的移动与人权；这些举措被那些信奉反共产主义、且因担任反叛乱顾问、技术人员、利他主义而来到泰国的美国人，予以合理化且大力地提倡。(19)因此，为防止共产主义影响力扩散到主要的人口中心，曾在普里迪（Pridi Phanomyong）执政时，获得官方与民间支持而能自由移动、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越南移民，就被强制安置于东北边境的几个省份，并限制移动。然而，泰国政府在重新安置越南移民的地方，控制力相当薄弱，反而将其暴露在越盟的影响力下，越南移民实际上仍可援助自寮国渗透而来的越盟或巴特寮。所以，泰国政府决定与法国合作，有限度地控制越盟在泰、寮边境上的活动，同时，开始加强对越南移民的控制。(20)
日内瓦停战协定于1954年签署后，法国势力撤出印度支那，越南分裂为南、北越。美国认为，泰国政府应将越南难民遣返到美国控制下的西贡政权。因为，遣返难民是一种宣传胜利的手段，可借以主张西贡政权的正当性。泰国政府则认为，境内的越南移民犹如不定时炸弹，所以，放弃将其融入泰国社会的尝试，而是亟欲将其遣返。1955年11月，当泰国王室前往东北地区视察时，当地警方接获密报指出，当地越南移民中的越盟游击队，计划刺杀蒲美逢国王。泰国警方随即逮捕五名越南移民，后因缺乏证据而将其释放。(21)1957年，沙立特（Sarit Dhanaraj）掌权后，接受美国强势的军、经援助，成立极端恐怖的反共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组织。据估计，每年至少有200到300名越南移民，未经审判而被迫入狱；与此同时，许多泰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被捕，迫使共产党转进乡村地区，采取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或“人民战争”的武装斗争。(22)显见，泰国统治阶层对于越盟与越南移民的深切恐惧。
1963年12月，沙立特过世以后，由他侬（Thanom Kittikachorn）接替。在1963年至1968年间，他侬政府仍然维持沙立特政权的强硬路线，以及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北部与南部的地区发展。然而，自1965年5月起，泰国就面临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这一时期，受到美国的反抗叛乱并发症（counter-insurgency syndromes）的影响，曼谷当局对越南移民展开各种对抗活动，例如：将越南移民描绘成“间谍”、“恐怖主义者”、“危险的共产党人”等负面形象；或者，将越南移民描述成“越南人的种族与文化在泰国的小先锋部队”，认为必须由泰国安全单位按照限制法则与条例，来严加控制与监视。东北地区的越南人已经变成泰国的一个“问题”。越南移民逐渐发现他们自己被越来越多的限制所包围，根本就是否定其基本人权，包括：在取得曼谷警察总部的许可以前，越南移民禁止从居住地移动；没有官方允许，访客不得在家过夜；不能与泰国人进行婚嫁；他们的小孩，即使在泰国出生，大部分不能取得泰国公民身份、不能就读泰语学校。(23)
承此思维，曼谷当局坚持将越南移民遣返。然而，北越却认为，可利用泰国境内的越南人从事情报收集，因此对于接收遣返移民一事，显得并不积极。自从万隆会议以后，河内并未与曼谷针对遣返一事有过接触。直至1958年8月，泰国对外办公室要求泰国红十字会与北越红十字会，谈判有关遣返移民的可能性。经过多次谈判，泰国与北越两国红十字会终于在1959年8月14日，在缅甸首都仰光达成协议（Rangoon accord），规定1960年至1966年间，将用船舶把越南难民遣返北越。据统计，截至1964年7月，约有46,256名越南难民遭到遣返。(24)
泰国政治在1973年出现重大的转折点。过去，军人政府为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为阻止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暴动，泰国的军人政权允许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并签署若干协议给予美国人诸多特权，特别是在1971年时，受到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影响，他侬政府被迫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结盟关系，几乎成为一个傀儡国家（puppet state）。(25)这种因过分亲美而塑造反印度支那意识的举措，引发青年学生的反感。1973年10月，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举办“印度支那战争展览”，表达学生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导致爆发严重的学生运动，使得军人政府下台，泰国政治进入“民主实验”时期（1973～1976）。泰国出现相对的出版自由，东北地区的越南难民就致力突显其困境，希望能吸引泰国人民的注意力。数百名越南人家庭与个人，向曼谷地区先进的新闻报纸投书，详述其人权所遭遇到的压迫与残暴的对待，引发泰国媒体注意泰国越南人的情景。(26)
然而，1975年印度支那三国被共产党解放的消息震惊泰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共产党在寮国取得胜利，制造出一波歇斯底里的恐惧情绪。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当时提出报告显示，印度支那的局势为泰国共产党创造有利的条件，泰国境内游击队的活动显得相当活跃，所以，叛乱活动将是泰国最大的威胁。越南的统一对泰国造成恐惧，认为河内会通过其与泰共及越南难民，而介入泰国的国内政治。(27)
1976年8月，尽管泰国与越南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双边友好关系并未立即发展，曼谷当局仍忧虑越南难民是越南共党政权的秘密代理人。泰国前内政部副部长Samak Sunthonwet甚至指出越南有意秘密入侵泰国，他也提到，越南并非真的希望遣返越南难民，反而是想要利用他们作为入侵泰国的先锋队。(28)1977年7月18日，越南与寮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同意越南派驻四万至五万名军队于寮国，导致寮国丧失作为泰、越缓冲国的地位。1978年12月23日，越南挥军入侵柬埔寨，更将泰国统治阶层的威胁意识推向高峰。根据当时针对泰国政治精英的调查显示，他们几近一致认为，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已经明显影响泰国的安全。(29)
因此，在冷战时期，泰国统治阶层将其境内的越南难民和河内紧密的连结，视其为国家、国族及领土完整的重大安全威胁。在极端的反共主义及反越南人意识之下，泰国政府对境内的越南难民采取了强硬的压迫政策。直言之，越南难民就是泰国族共同体的“境内的局外人”。从族裔认同的角度来看，尽管有少数的越南难民完全融入伊森文化中，但是，大部分的越南难民仍对越南保持强烈的依附感，认为越南是他们的母国。他们从未忘记根源，并试图尽可能的保存越南文化，例如祖先崇拜的传统、传统服饰、新年节庆、生活习惯等。其中，泰国越南人对于胡志明相片及雕像的崇拜，更是重要的一个象征。无疑地，越南难民对越南的这种根基性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对本质上属于种族主义的泰国族而言，就是一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