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但是，目前印度还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它之前西方国家还有其他对手——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要解决，如中俄倒下，随后印度必将首当其冲。所以说印度有些跟中国作对的政策不明智，中国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这与三国中的孙吴为得荆州小利而遭灭国之灾的道理一样。看看当年英国对印度人民的镇压及统治就会知道，西方人届时根本不会给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给印度连起了一个大版图，但英国人走时又把许多板块拆分出去。这真是用得着就统合，用不着时就拆分。但毕竟没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还在英联邦里面，英国人还要重返远东。这在汤因比书里有所体现。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①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②
整个印度洋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拉美式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工业发展不能独立自主，这样的民族没有张力。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必然要扩张并走帝国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起步的，因为它需要世界市场。中国发展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中国带向自然农业社会，更没有带入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的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③。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因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④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⑤
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的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转变成了一个“牧羊场”国家。美国本来是要消灭日本的重工业的⑥，后因冷战的需要，美国再次放宽了对日本工业的限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一个养羊、跑袋鼠并由此没有扩张和打仗需要的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就特别“和平”，当然也没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像样的重工业，所以也比较和平。这样的国家傍着美国，美国也放心。围绕在中国周边的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欧洲为了其在亚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来的。如果当年英国人把印度发展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西南一带就不是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了。中南半岛三分天下的形势，也是法国人当年搞“印度支那联邦”的后果。正因为中国周边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中国形成——完全不同于欧洲对称破碎——的不对称破碎格局，亚洲近现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欧洲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
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张伯伦先生及其政治遗产。希特勒崛起时，张伯伦意识到了再次世界大战将使欧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权。张伯伦为此绥靖希特勒并对他说，咱们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以后苏联、美国崛起，我们若再打，苏联人和美国人就会进入欧洲。希特勒当时年轻听不进去，决定打；丘吉尔也年轻更听不进去“老同志”的话，也决定打。战争的结果不出张伯伦所料：苏联和美国通过“第二战场”完全插进欧洲。丘吉尔当时想从南欧开辟“第二战场”，从意大利北上出兵，罗斯福和斯大林却联手逼迫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出兵，把东欧让给苏联红军来解放。当时谁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所至。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⑦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⑧苏联出兵东欧意味着东欧将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欧洲就又被压成两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欧”和苏联控制的“东欧”。欧洲被拦腰斩断了。欧洲由此元气大伤。
在认识美国人方面，当年的丘吉尔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他早点读到麦金德发表于1919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说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⑨的预言，就不会轻信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
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前4个小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个单独会晤。会晤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丘吉尔先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对美国人很有感情，不应当认为他想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对美国人是完全忠实的。⑩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11 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已主动向斯大林表达了被丘吉尔视为命根子的印度问题的解决意见。1943年11月30日的苏联档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现在罗斯福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12 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14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15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16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17。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18。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19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20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21。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23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24。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独立国家，他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此类绕口令，如做通俗翻译，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持续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统一为一体。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罗斯福告诉美国垄断资本家，只有这些国家“持续独立”，美国资本家才能大发军火财，它们才能听美国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局。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25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
这时会有人问，既如此，那马歇尔为什么又要给欧洲那么多钱帮助“欧洲复兴”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丘吉尔要利用欧洲战后危机再次实现欧洲统一。这个时候马歇尔抢在丘吉尔之前，撒了一大笔钱，相当于在罗斯福拍碎的欧洲骨伤而丘吉尔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层云南白药，各国有了这笔钱，其统一的愿望就被远远地推后，由此，欧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是为美国利益谋划的大战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个人。1945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时，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26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不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学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地把握罗斯福、马歇尔世界布局要义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皮克曼开始思考战后和平体系的问题，他在当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平衡欧亚大陆的特殊作用保持欧洲国家对等破碎对美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欧洲的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实力分布，将继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欧洲是民族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组成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因缔结和约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控制着大陆上最大的潜在实力，必须由法国和东欧的势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让这三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全部地区的统治权。注意保持实力的适当分布，将是英、美、苏三大超级强国战后的任务。28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地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完欧洲再分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29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共产党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30，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手苏联合分世界的事实明朗后，丘吉尔才意识到“姜还是老的辣”，当年张伯伦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这时，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31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知耻近乎勇”（《中庸》），有一种为了欧洲的统一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要更加珍惜中国的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有些学者赞美欧洲小国分治，让中国走欧洲的路，这实在是不懂历史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