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5年前的“先富”到今天的“共富”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历届三中全会中涉及非公经济发展的不同提法体现出何种不同意义？
辜胜阻：我们可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一个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几万字，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和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相对应的还有一句话，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说35年前提出来先富，让腿长的跑快，实现“先富”，那么35年以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则是“共富”。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场的功能。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把市场定位为“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修改，它的内涵是非常深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我们的政府现在机构臃肿，“手”太长而又闲不住，所以必须重新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听“市场”的还是听“市长”的。过去是听“市长”的，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官员”，背后牵出大量的“问题富豪”，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可谓既辉煌又悲壮。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还是“问题富豪”衍生了“问题官员”？我认为是因为“问题制度”——资源配置的制度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资源配置由市长决定，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就很难根治“问题官员”和“问题富豪”。如果我们的制度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企业家就会面向市场而不是“市长”，所以制度是关键。
高度强调非公与公有经济真正平等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平等地位，您怎么看待这种平等？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平等？
辜胜阻：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所有制理论和不同市场主体地位上，从五个方面来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功能定位上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民营企业是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次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同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在产权保护上面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要两个“不可侵犯”。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控股上，非公有制资本也可以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第四，在非公经济的能力定位上面，十八大的报告是定义国有经济有“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提出来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经济是创造力，国有经济是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以在能力定位上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不只是肯定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而且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第五，在政策待遇上提出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相对十七大报告来讲，十八大加上了一个“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现实意义是非常强的。
当前，市场主体的不平等有六种表现：一是资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国企产出大约占1／3，但同年度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二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也造成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五是地方政府建了很多“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六是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保护离“同等保护”的目标要求还有距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使用上的不平等。深圳有38万家民营中小企业，只有1万家能从银行得到贷款，90％以上要靠民间融资和其他方式融资。可以看到，平等使用资金要素何等重要。可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最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不同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非公有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