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行逻辑来看，中国经济短期增长波动是经济社会长期运行、变迁的自然结果，首先是增长速度，经历30年10%以上的超高增长，我国经济正在回落至次高增长阶段，对比基数的持续抬升与初期全要素粗放投放带动的超高增长难以为继，是增速回落的两大内因；而缘于对后者认识的加深，增速回落的促动因素同时还有人为主动调节方面的原因。但与此同时，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仍能保持适度增速，虽然对应于“超高”增长，这种增长是“次高的”，主要的判断依据在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及地域、城乡与产业间发展不均衡，对投资的需求依旧巨大，居民收入步入中等发达阶段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投资与消费的内驱力量释放仍将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从而继续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由“超高增长”演化为“次高增长”的“换挡期”，虽然速度放缓，但增长前景依旧有可靠保证。
由此，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总量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在于持续存在的结构问题。这种结构矛盾表现在城乡、地域、产业发展以及居民收入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不均等，发达地区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对投资与消费日益提出新的差异化要求，社会发展与公众认知、观念的持续提升，对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均提出更多的数量与更高的质量要求等。而这些需求变化，无疑将带动地域、产业、领域发展的结构调整机会，这是无论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都需要认真辨识与努力把握的。
而经济总量趋势变化与结构矛盾调节需要差异化政策进行应对，思路依旧在于以改革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增长注入新动力 ，激发市场新的活力。当前而言，笔者认为，稳增长、促发展的目标一是在于保证增速回落的平稳“换挡”，二是更多追求更高增长质量，调结构、惠民生目标应着力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众；上半年陆续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布局、“新丝绸之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结构减税与定向货币宽松、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以股权多元化与全员持股为特征的地方国企改革等等，均可以视为体现上述目标的具体行动，改革推进与政策预调、微调相伴而行，可以预期下半年将会延续与推进落实。而仅从稳增长角度来看，要实现全年7.5%的增长目标，其力度将至少不会低于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