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则表示，应按照事务性质、供给效率、受益范围等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要明确一个原则：凡是涉及在地方范围内、地方政府可以办到的事务，就交给地方办理，不再作为中央事权。凡是能通过分税制解决的中央和地方间财力的划分，就没有必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调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差别很大的大国，应更多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应谋求更大事权、包揽过多事务。另外，凡是市场能发挥好调控作用的，政府就不应该伸手干涉，也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
大工程未必解时弊 警惕无形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意义上可以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相提并论，但改革的重点完全不同。1994年改革的焦点是财政收入的划分，但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范围比上次要宽很多。
而在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看来，两轮改革最大的不同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主导下的改革，主要靠行政命令来进行，而201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由法治主导的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表示，因为其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财税体制改革更需要立法先行。
不过，面对新的改革蓝图，专家们普遍表示，未来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将这些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刘尚希在日前做客新华网时表示，财税问题与国家宏观架构或行政体制紧密相关，如果行政体制的改革没能有效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就会非常困难。“逾越这些障碍，要靠高层下大决心，靠单个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无力解决。”
他还提醒，目前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各个部门都成为了利益主体，都会考虑政策对自身有利还是不利，有利就执行，不利就不执行。这个深层次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否则，大家都会说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相互的扯皮和博弈中，改革有可能停滞不前。应高度重视这种无形的改革风险。不过，政策落实不下去，并非完全是某些地方政府故意与中央唱对台戏，实际反映的也是体制问题。（孙炎 综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