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部门利益比较突出。站在自己部门利益上行使权力和责任，没有利益可图的事情就不作为，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定化”。
其次，就是为了追求所谓部门安全、个人安全，不愿意作为。过去政府活动中请客送礼比较普遍，现在国家要求非常严格，很多人从反面吸取教训，认为“我不做就不会出事”。
“怠政”现象就是如此。“怠政”的原因有三：一是简政放权后，一些部门觉得权力下放、审批下放，没有利益可图，消极情绪渐长。二是根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三公消费，就出现了消极怠工。三是改革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得到了遏制，也导致有些官员不作为。
有效与有为同等重要
记者：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怎样做到既有效又有为？
汪玉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难题。我们提出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一，开放市场，打破地区壁垒、行政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公正的环境。第二，政府向市场放权，降低市场门槛，鼓励创业。第三，改革国有企业，政府由主要管资产变成管资本，打破垄断。这三个方面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未来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和一个有为的政府，一是要建设和完善有效的市场，关键要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能够按照市场自身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并通过完善的市场法律体系加以保障。二是要建设有效的政府，建设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正义；其次在廉洁的前提下，让公权力为民众造福。一方面要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廉洁有为，这样才能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简政放权要“管放平衡”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决定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正确履行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简政放权这个度到底应该如何把握？
汪玉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要围绕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来推进简政放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