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多家央企外部董事的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秋生对《企业观察报》表示，“问题不在于法律层面，而在于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干部人事体制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国企董事会成员由出资人代表选聘，总经理应由董事会选聘，副总则应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批准。但现实中，不仅总经理由国资委或组织部门任命，连不少副总也是空降而来，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影响和控制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张秋生如是说。
“同样的任命机制，往往会模糊董事长、总经理之间的身份区隔。极端情况下，总经理会认为，你我同样都是上级任命的，都要对同一个上级负责，我不一定要唯你马首是瞻。”一位国资委官员分析说。
张秋生认为，“这一任命机制是班子负责制时代的做法。后来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治理代替了一把手负责制，但组织的做法并没有因此改变。”
对此，刘昕有着不同看法，“同样的任命机制和级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他举例称，“战争年代我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军长和军政委无疑是平级的，但两者的主辅关系非常清楚，并不妨碍军队打仗，因为权限是明确的。”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企没有完全融入市场的背景下，有些公司总经理的个人影响力(尤其是在上层的人际关系和影响力)有可能会超过董事长，这个时候董事长即使得到较高的权限，恐怕也很难在实践中运用。”
另外一个现象是，董事长会较多地介入企业日常运营。按《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是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人，并无很大职权，更无特权。而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董事长往往在董事会运作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
祝波善认为，“这与中国独特的‘一把手’文化氛围和国企的考核机制不够细有一定关联。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不仅级别一样，考核内容也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围绕经营业绩做文章。董事长为了保证自身考核成果，难免会过多介入具体经营。”
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在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就表示，“按照制度，我是董事会的召集人，负责制度建设、战略决策、风险管控、重要人事等工作就行了。但如果公司搞不好，市场很少会去说总经理的不是，往往会认为董事长才是公司的最高经营者而追究董事长的责任。”同时张杰还表示，“遇到不少重大谈判，对方还往往会要求董事长出席，否则就认为不够重视，加上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参与‘三重一大’决策，还有党组织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又不得不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