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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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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再次牵动世界

历史上,克里米亚问题不止一次牵动世界大国的神经,最著名的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与英法等国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战争”。2014年3月15日美国推动安理会审议其提出的关于3月16日克里米亚公决无效的决议草案,被俄罗斯否决。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16日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举行的全民公投无效”的决议。因不满欧美国家的制裁,世界第二核大国的首脑普京拒绝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峰会期间举行了没有俄罗斯参加的G7峰会。奥巴马试图说服英法德等传统盟友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俄罗斯付出“入侵乌克兰的代价”。不管外界压力多大,都不会影响普京要收回克里米亚的决心。

俄罗斯难以放弃的战略要地

俄国是一个崛起于东欧平原的内陆国家,其历史是与争夺各个方向的出海口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俄国就开始争黑海出海口。根据1774年7月俄土《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俄国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和刻赤海峡,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克里木汗国宣告“独立”,并于1783年并入俄国。1792年1月,俄土签署《雅西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兼并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叶卡捷琳娜二世建立了黑海舰队,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表示俄乌人民的友谊,把克里米亚作为礼物送给了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时,很多人主张收回克里米亚。虽然俄罗斯承认了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占有,但两国在黑海舰队驻守、分割等问题上,矛盾重重,要求收回克里米亚的声音一直未绝。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舰队对俄罗斯太重要了。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东北部,是黑海舰队的驻地,对俄罗斯极具战略意义。驻守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是维系俄罗斯向黑海乃至地中海拓展力量的支柱,从黑海通过土耳其海峡可进入地中海,这里还是扼制从南部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战略要地。据统计,俄罗斯每年的出口货物,有60%经过黑海进入地中海运出国门。对俄罗斯而言,克里米亚是其大国崛起过程中必争的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为了夺得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进行了二百多年的征战,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了10次战争。在1853年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利的情况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5年郁闷而死,由此可见俄国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联邦管辖下的自治共和国,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塞瓦斯托波尔等军事要塞由莫斯科直接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半岛曾被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占领,当时部分鞑靼人或主动或被动与法西斯占领当局合作。1944年,苏军解放这一地区,斯大林以此为由,把全部鞑靼人强行流放到中亚,约46%的被流放者死于饥饿或疾病。1945年,克里米亚改自治共和国为州,行政上仍归属俄罗斯联邦。1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赫鲁晓夫主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把克里米亚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划归乌克兰。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参与投票的81.4%的选民中,有93.3%支持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93年7月,俄罗斯议会曾就是否赋予克里米亚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联邦主体地位的提案进行表决,仅1票反对。俄罗斯虽然承认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也把它作为牵制乌克兰“西向”的一张王牌,防止克里米亚落入西方之手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欧盟所支持的激进派夺取了政权,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提供了契机,普京抓住了这个时机。

脱乌主要源于乌克兰转轨失败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收回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主要原因还在于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俄罗斯国内自不待言,连戈尔巴乔夫都说:“克里米亚加入乌克兰是根据苏联法律,是依据党的法律进行的,并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现在人民自己决定改正这一错误,应当对此表示欢迎。”3月18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与社会舆论基金会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俄罗斯人赞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克里米亚的民众也乐于回归俄罗斯,在3月16日就克里米亚地位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投票率为83.1%,96.77%参加投票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统一,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在克里米亚民众中,俄罗斯族人接近60%、乌克兰族人约占24%,克里米亚鞑靼人约占12%,鞑靼人抵制了这次公投,也就是说,连乌克兰族人也赞成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被乌克兰现政权派去的海军司令贝雷佐夫斯基转而效忠克里米亚,乌克兰政府要征兵对抗俄罗斯,响应者不多。被乌克兰新政权抛弃的“金雕”特警纷纷投奔克里米亚,组成“克里米亚特警部队”,守卫克里米亚通往乌克兰7公里宽的佩雷科普地峡。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乌克兰转轨的失败,当权者没有给民众带来福祉。而加入俄罗斯可以有更高的退休金,更有保障的生活,工资可以年年涨,油气价格更便宜。

独立23年来,乌克兰经历了多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 年)到议会总统制(2006年),再到总统议会制(2010年),再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总统议会制是总统权力大,总统有权提名总理并任命和解职内阁成员;议会总统制则削弱总统权力,议会权力得到实质性扩大,议会多数派负责组建内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执政者行政的依据,可说是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但乌克兰的掌权者却因人设事,把它当作权力斗争的工具。继2004年12月以后,乌克兰再次靠街头政治实现了权力更迭,街头无序的政治是缺乏法治意识的体现,表明了民众的非理性和国家体制不健全。乌克兰没有实现政商分家,寡头参政,权钱结合,成了乌克兰的一大特色。

在苏联后期,鼓动乌克兰独立的力量主要是西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疏俄、实现“乌克兰化”,而不是改善民众生活上。乌克兰与俄罗斯共同在一起生活了300多年,它们不仅经济密切相连,甚至血缘也已经融合在一起,许多家族是民族混合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缺乏宽容和妥协的精神,难以实现民族团结,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居民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国家时而西向,时而东靠,经济发展受阻,昔日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及俄罗斯的一半。尽管这里有外部势力介入因素的影响,但乌克兰内部东西尖锐对立也是重要原因。乌克兰东部俄语居民多,在经济上与俄罗斯联系紧密;西部并入苏联较晚,具有强烈反俄亲西的民族主义倾向。两部分居民互不相容,东部势力掌权,把俄语定为国语,与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西部势力上台则要取消语言法,积极要求加入欧盟,甚至北约。在内部东西两股势力的拉扯下,乌克兰难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成为中东欧地区转型最差的国家。

乌克兰没有完成国家和民族重构的任务,没有建立起一个欧洲大国应有的独立自主意识。乌克兰是欧洲面积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国,苏联解体前,乌克兰在全苏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地生活水平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高于俄罗斯。独立之初,乌克兰人兴高采烈,认为摆脱了苏联,他们的日子会更好。但事与愿违,动荡的政局既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拖累了经济的发展。按照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乌克兰的GDP只相当于1990年69.4%,人均实际GDP 仅相当于1990年的81.1%,乌克兰已经被东欧地区其他国家甩下。现在的乌克兰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改善慢,贫富差距悬殊。乌克兰在私有化过程中以权谋私严重,催生了一批经济寡头,他们把持着经济的命脉,甚至影响国内政局的走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等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外交上,实现独立建国的乌克兰人并没有树立独立自主的大国意识,在欧盟和俄罗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中难以取舍。乌克兰西部地区不仅在文化上亲近欧洲,而且在经济上与欧盟联系密切,2013年,欧盟与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占到32%,乌克兰政府每年通过欧洲债券市场发行主权债券,欧盟还是乌克兰企业获得技术和融资的主要渠道。在欧盟国家的乌克兰劳工数量超过120万人。东部地区的乌克兰长期被看成是“小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上与俄罗斯联系更为紧密。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俄罗斯不肯放弃乌克兰,不断以能源和市场为手段迫使乌克兰加入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乌克兰希望与欧洲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的影响又是难以摆脱的,乌克兰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其90%的石油和8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权衡利弊之后,亚努科维奇暂停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此举被许多乌克兰人理解为放弃与欧盟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发起了反亚努科维奇的抗议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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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昀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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